本文对城市活力与移民的关系进行实证性和理论性思考。人类学视角下的“城市活力”可以表述为：在移民时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要围绕在城市中生活的多元主体，既包括本地居民，也包括外来移民，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强调共同感的概念，包括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感、舒适感和安全感。在移民与城市活力的关系上，首先，移民为城市活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城市的内生性增长以及活力的提升提供原动力；其次，城市可以通过吸纳移民提升经济活动人口的活力；最后，通过吸纳移民能够很好地促进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

本文分析珠三角地区都市化过程中“二元”居住空间的形成以及“二元社区”内在冲突的成因。流动人口受到职业和工作种类的限制，在城市中通常聚居于“城中村”、工业区中的集体宿舍，或城乡接合部。房屋与土地的权属、社区经济结构、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等因素使得原有的“二元社区”格局不但没有消失，其内部关系反而越发复杂化。由此，本文对“二元社区”的治理提出以下建议：发挥社区与街道的积极作用，消除不同群体的文化偏见；通过移民自发形成的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缓和“二元社区”内的矛盾；转变管理姿态，从管制逐步走向协商与引导等。

本文以东莞虎门太平村为例，描述“二元社区”的形成过程以及社区融合面临的阻碍。改革开放后太平的工业快速发展，2005年，太平在保留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完成“村改居”，实现了由农村到社区的转变。从人口结构来看，太平早已从一个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的乡土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的移民社会，在心理认同上，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存在明显的边界和区隔。虽然当前东莞市在对待农村外来人员的态度上经历了许多变化，但集体主义遗产、宅基地私人住房、基于户籍的福利政策等因素仍阻碍着社区融合，从“二元社区”到社区融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本文从移民的结构和历史出发，梳理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化历程。首先，历代王朝重视珠三角地区的布防，且常派有重兵驻守戍卫，大规模的调兵驻防和修护城池始自明代。明代中后期，部分卫所军城演变为新的综合性城镇，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体系因此得以发展、完善。其次，自秦汉始，快速发展的商业和贸易交流吸引着大量的内外商人来珠三角地区交易，商业移民的进入为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随着历史的发展及历代对岭南的开发，广东形成以汉族为主体，并拥有瑶族、壮族、回族和满族等民族的人口格局，为珠三角多元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本文从移民的视角来看珠江三角洲城镇兴起与发展的过程。秦朝统一全国后，内地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移民迁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也将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这里。隋唐五代时期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时期，专业化城镇和农村草市逐步兴起，珠三角城市群也开始不断扩大和发展。宋元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注入使这一地区得到迅速开发。明清时期，外来移民不断增长，工商业的发展，沙田的开发，使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发展成熟并走向繁荣。

本文在对国外移民研究与国内城乡差异研究、农民工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在移民研究中，国外学者常把种族、族群差异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结构加以研究；对于城乡移民差别问题，国外学者倾向于在经济、职业、阶层层面进行探讨。国内对于城乡差异和农民工的研究，既把城乡二元结构作为移民流动和移民问题的原因所在，同时又把它作为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这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紧密相关。本文提出“城市新移民”的研究思路，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关注移民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而城市社会重构的最终图景便是城乡和谐的社会。

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视角，以东莞虎门为例，探讨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虎门镇区的巨变经历了从集镇到都市的过程，在曲折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上，虎门一方面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还面临社会转型。在虎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资、亲缘与地缘的社会网络、村庄精英、传统的发明与资源的动员等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文化转型来看乡村都市化，生活方式已经呈现都市的特点，核心家庭已成为多数家庭的形态，业缘、趣缘等新型社会网络日益重要，国家的力量日益渗透，村落原有的文化体系在这种张力中复兴与转型。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来看广东农村40年来的变迁。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农民工成为广东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了广东经济快速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自然村的社区化、行政村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或中心城区的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珠三角地区呈现出从一个地域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从一种地域性文化向多元性文化转变的过程。但在人口异质性不断增强的同时，文化差异也引起了地域性歧视。总体来说，政府主导与地区自发增长相结合、敢于制度创新、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使珠三角发展的特点。

本文以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管理的一些关键性政策为主线，考察外来人口问题的根源。针对城乡户口身份的不同政策，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改革开放后，巨量外来人口涌入珠三角，城市采用控制人口的政策，过去的乡村在厂房的建设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下，迅速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由于外来人口的政策没有真正将外来人口当作城市的新居民，21世纪的最初几年，在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几个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当前，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主要介绍了作者从事珠三角乡村都市化研究、珠三角农民工与移民的经历和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肇始于珠三角，相应地，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在全国先行一步。本书作者周大鸣教授1978年至今先后受教、执教于中山大学，对珠三角的研究与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经历了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多元产业融合发展，周大鸣教授对珠三角移民与城市化的研究重点也经历了从代耕农到厂工再到城市新移民的迭代。可以说，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成就了其学术研究，不断带给他新的学术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