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等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定县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探索社会改造的巨大实验，其中以乡村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影响最为深远。本研究从百年变迁的视野出发，一方面，利用已有文献梳理定州医疗卫生体系历史脉络，总结其医疗、公共卫生以及防疫工作的成就；另一方面，进行田野调查以了解定县医疗卫生体系现状，发现其依然存在着制度信任矛盾、村民选择掉队、政策目标错置和转诊通道堵塞的问题。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面临很多的考验。首先，环境是否友好会影响到获得资料的途径。其次，调研的技巧与方法会影响获取资料的真实程度。最后，有一种科学严谨的精神是做好一件事情的根本所在。因此，在调研过程中，要保持诚实、严谨、客观。

“引路人”对田野调查具有关键的作用，顺利完成与否很大程度上受到引路人的影响，而关于田野中引路人的角色，似乎天然地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他能让调研更方便地获得真实的信息；另一方面，他的存在也可能会影响到被访者的回答，从而导致被访者在某些问题上的回答缺乏客观性。因此在调研中要选择那些和村民们地位身份差不多的人，尽可能通过交流减轻被访者的警惕性。同时，做定量研究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在定量研究中，要批判性地看待数据，察觉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数据筛选和清洗，提高原始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利用性。同时，要通过统计技术减少数据的随机性误差。

社会调查的困难之一在于：社会调查本身也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的制约，又对社会本身产生影响，这一点在问卷调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社会调查中，调查者非常需要当地人的帮助和指引，以迈出进入社区的第一步；如果仅凭一己之力，调查者可能难以获得他人信任并融入当地群体，就如同被抛入大海里的沙子一样无能为力。

定州乡村的复杂性在于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这给基层治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群众法律知识的增多、权利意识的增强，矛盾纠纷的案例不断增多，经济方面的纠纷显著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在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与纠纷，是基层工作人员不断探索的方向。在基层矛盾纠纷治理的经验分享上，一方面，政法委、公安局、人民法院等都强调各部门协调作战，构建多部门互动协商的调解体系非常有利于纠纷解决。另一方面，他们都指出了纠纷解决关键还是在基层，越早排查出来，越早进行干预，危害越小，纠纷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作为研究者，想认识乡村的现实情况，走出信息茧房并不够，还要摆脱在其中养成的定势思维，以开放的态度走入田野。

本文总结了在调查中的三个经验。首先，对于理论和材料“谁前谁后”问题的认识，虽说二者是不停往返互动的关系，但从具体操作技术上说，还是应尽早进入田野，并先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资料，进而再通过不断评估研究可行性去聚焦某一方面的资料，这样才不至于一味纠结于理论框架和相关概念构建的合适性问题或者一直沉陷在繁多复杂的各种资料细节之中。其次，做田野不能操之过急，需要循序渐进。最后，做田野的经历对丰富个人阅历和见识亦有很大帮助。

田野调查的过程通常会隐匿在研究者的论文或著作中，事实上，相比于研究成果来说，研究本身的实践过程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既有研究方法呈现的考虑，也有为后来者提供参考的意义。本文本着分享和交流的原则，基于田野调研期间的实习日志，围绕“我在田野做什么及怎么做”和“我在田野的一天如何度过”两个问题，大致回顾了研究者在田野的行动片段。

“下乡”是城里人常说的一个词，而“上地”则是北方一些农村地区的方言表达。在本文中，“下乡”说的是市里、县里的市民、居民们到农村去，言谈中多少带着些自豪和优越感；而“上地”则是农村人要到田里去劳动、去伺候庄稼，伴随的往往是一身脏土。 而下乡调研、下田野调研，可能不如上地调研、上田里调研更契合调研的本来主旨。

本文认为，在农村的调查和发展过程中，村支书等实践者比研究者更有智慧，应该向他们学习。真正要改变农村的发展困境，研究者所能做的太少，很多时候只能尽可能客观真实地描述他们的生活，并以最大的努力来探讨让其生活变得更好的可能性。

《翟城村志》详细记述翟城村自20世纪初到现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撰写《翟城村志》需要搜集的资料十分庞杂：地理环境、人口、经济、教育、医疗、民政、文化……自这个村庄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所有信息，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挖掘和整理。除了搜集现有的文献资料，最重要的是走街串巷去做实地访谈，获取村干部和村民们的口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