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女权理论和性别研究对中国战争史与军事史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也表现在本人最近出版的《中国历代妇女：以西方语言出版的研究著作目录》（Women in Chin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in Western Languages）（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9）一书中。这本书收集了过去20年出版的3000种著作，包括书籍、文章以及硕士博士论文，分成17个不同种类。不仅有关中国战争的研究如此，关于世界战争的研究也无法不落窠臼。例如，John Keegan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一书尽管影响深远，而且被誉为关于战争的“新历史”，但几乎没有提及性别研究。事实上，就我正在参与编写的四卷本《剑桥战争史》第一册（公元600年以前）而言，撰稿人主要强调的还是有战斗的历史，即有关战役的详细情况、交战双方的战术以及指挥战略、双方采用的技术（特别是武器）以及历代不断发展的军事理论。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讨论的重点，主要还是因为19世纪的德国战争史学，特别是始自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Vom Kriege）的范式转移的观念，仍然主导着当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