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传统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改变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以性别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取代两性对抗的简单思路。高彦颐、曼素恩（Susan Mann）两位学者十多年前的开创性妇女史著作即已证明，明清两代才媛文化的繁盛，实有赖于女性与现有社会制度与性别规范之间达成有效妥协。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这一时期的女性远非“失语”群体，男性也并非千篇一律以压制者面目出现。正相反，闺秀诗集的出版刊行，往往仰赖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支持。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New Perspectives（Leiden：Brill，1999），pp.308-53.">[2]而闺秀诗人声名的树立，往往正是众多文人士子奖掖推崇的结果。奖掖推崇本身，也许另有深意，因而其后果，便是文评史中女性地位的大费考量。明田艺蘅编《诗女史》，郦琥辑《彤管遗编》，愈宪汇《淑秀总集》，郑文昂录《名媛汇诗》，钟惺撰《名媛诗归》，赵世杰选《古今女史》，尽管著录之间不免辗转沿袭之弊，但对历代才媛皆褒扬有加。以钟惺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