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支农政策的调整极有可能为农民增收带来机遇。在机理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其相应制度调整的“增收效应”则表现在：第一，农地使用权期限的延长所带来的“收益保障效应”和“成本分摊效应”促进了农民增收，但效应的发挥应以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为前提；第二，城乡分割的长期存在使得户籍放松政策难以发挥“增收效应”，后续政策应进一步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第三，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通过对经营环境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投入，促进了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第四，相较于“东中西差异”而言，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南北差异”更为明显，且南方农村具有较强的“增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