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为例，探讨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指出作为自然状态的“家”是特殊主义的宿主，而如何理解和处理“家”，则会影响一种文明的性格及其同现代资本主义的距离。本文通过研究韦伯的文明比较，指出其研究方法为比较历史社会学，一方面基于欧洲经验搭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以“家”为切入点进入作为历史个体的具体文明，由此既把握历史个体的实质性格，又使文明比较成为可能。继而本文指出，韦伯由此不仅从内部把握了儒教文明的基本性格，也从外部暗示了走出封建郡县之辨的必要性，更为可靠的文明比较提供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