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主体性和资本的关系一直是劳工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传统的农民工研究将城乡二元矛盾以及在城乡二元维度下的农民工多重主体身份视为其被资本控制和利用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落户限制的逐步放开，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改变。本文选取东莞大型手机电子厂为田野，着重阐述了“90后”农民工群体产生的“自我投资”的新消费现象是在“城市新市民”主体性建构下，由这种新的身份认同与参照群体的置换之间的张力所导致的，他们以此弥补在新的主体性建构下资本对底层劳工控制手段的变化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