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表明，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调动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与基层社会环境之间的张力，使这一体制运转陷入困境。基层官员面临强大问责压力，却无法完成上级规定的治理目标，便采取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基层避责行为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