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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朱启臻 杨亮承 鲁可荣:民族地区乡村价值的再发现及其传承与再造

来源:乡村研究平台 作者:朱启臻 杨亮承 鲁可荣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07日
自1992年开始,按照乐施会在内地的扶贫理念,乐施会昆明项目办与禄劝县农业局合作,成立禄劝项目办,抽调富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员具体负责扶贫项目。项目办通过前期深入细致的调查,结合禄劝农村贫困的实际状况,选定了地处海拔1500米以上深山之中的苗族村寨作为项目村,逐步开展以需求为本的救济式扶贫、以社区组织建设与能力培养为主的参与式扶贫、基于生计系统分析的综合性扶贫以及以人为中心的综合性扶贫。通过20多年来的各种扶贫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了村民们的温饱问题,村民收入不断提高。同时,通过这些扶贫项目的实施,项目办的工作人员和村民们逐步从自发地体验到自觉地认识到项目村并非完全是穷山恶水、农业生产落后、村民愚昧落后等,村民们世代繁衍生息的村落也具有其独特的乡村价值,如果能够重新认识和充分有效地传承与再造乡村价值,可以有效地使村民们过上“好日子”,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一、基于自然农法为核心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再造有机循环农业
长期以来,禄劝苗族村寨大多处于海拔较高的山区,耕地多为山坡旱地,平地较少,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荞麦和小麦等农作物,农户习惯饲养牛、羊、猪、鸡等家畜家禽。在长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生产中,逐渐形成了适合当地自然环境和农耕生产生活的自然农法。由于地处山区,可利用的整块平地较少,村民们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林边土地以及适合种植的山坡地等,将其开辟出来作为耕地。由于高海拔山区气温较低,通过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和品种,尽量做到一年两熟,以满足村民对粮食的需求。同时,为了保护地力,一方面有计划地适当采取轮作的方式,使有限的耕地肥力得以恢复;另一方面通过圈舍饲养家畜家禽,用青草垫圈,将动物粪便与青草混合,沤成厩肥,在播种时作为底肥,或作为青苗期的追肥,既有效地增加了地力,保持了土壤的疏松透气性,节约了购买化肥等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又增加了农民的副业收入,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有机循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此外,苗族村寨以前大多种植老品种玉米,植株高、易倒伏、不耐寒、产量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逐渐在禄劝农村推广新品种玉米,并推广薄膜覆盖技术等新的种植技术,有效地提高了玉米产量。近两年来,政府有关部门也在推广种植新品种马铃薯,虽然产量提高明显,但市场销售价格却无法与老品种马铃薯相比,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受市场收益的影响,汤二村、芹菜塘村等一些村的村民开始种植新品种豌豆,虽然收益较高,但是需要使用的化肥和农药较多,容易造成地力下降,耕地板结,种出来的豌豆,村民一般都不吃,觉得不安全,口感也不如老品种豌豆香甜可口。
近年来,随着城市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和舌尖上的美味体验,对采取自然农法种植的老品种杂粮、蔬菜瓜果以及养殖的土猪、土鸡等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禄劝苗族村可以发展基于自然农法为核心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充分整合利用其独特的农业生产条件和“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价值,再造有机循环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二、基于山、林、人“天人合一”的村域生态环境,重建生态和谐的“美丽乡村”
禄劝苗族村大多数地处深山之中,森林茂密,植被完整,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护情况较好,动植物资源丰富,村民依山傍坡筑寨建村,在林边缓坡地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闲时进山狩猎、拾菌子、追兔子、赶小鸟、唱山歌等,形成了山、林、人“天人合一”的村域生态环境。
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由于“大跃进”的“以粮为纲”和“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了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和伐木炼钢,导致大量森林被砍伐,生态环境开始遭到破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砍树毁林高潮,大量的乱砍滥伐,导致昔日的青山满目疮痍,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从而导致泥石流、塌方、干旱、风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由于水土流失,导致有限的耕地变得更加贫瘠,迫使村民不断开荒种地,进一步加剧了植被破坏,可供牛、羊、猪食用的饲草日益减少,饮用水源也不断枯竭,大部分村民的生计重新陷入贫困境地。
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政府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活动,以及后续实行的“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全县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较好地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山林里的鸟类不断增多,植被重新恢复,山林中的菌子也变多了;降水量明显增多,农作物产量也不断提高,村民们的收入也显著增长。村民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到,要想长期“靠山吃山”,更要保护森林资源、爱护自然环境。要想使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必须基于山、林、人“天人合一”的村域生态环境,重建生态和谐的“美丽乡村”。
三、基于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与独具特色的村落文化,共筑和谐共融的“幸福乡村”
禄劝苗族村民是160多年前作为陪嫁的农奴从黔西北(今贵州威宁)迁入的,并逐渐在深山中定居,繁衍生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禄劝苗族村民特别重视家庭的稳定、宗族的亲情和村民之间的互助合作,从而形成了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同时,苗族村民在劳作之余,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如“花山节”、芦笙舞、爬花竿、斗牛、赛马、赛跑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不断增多,出现了许多人去屋空的空心村。然而,通过对禄劝相关政府人员、乐施会项目人员以及项目村村民的访谈和交流发现,禄劝苗族村一直很少有年轻人出去打工,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大多数苗族村民在村子附近的学校读完小学后,就不愿去乡镇的中学继续读书了,主要是担心在学校受其他民族的学生欺负。由于苗族村民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对大山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即使少数年轻人尝试外出打工,也很难适应快节奏的工业化生产生活,再加上语言不通,难以与他人沟通交流,因此,时间不长就弃工返乡了。
其次,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及乐施会等扶贫组织开展的各种扶贫项目,有效地改善了农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逐渐过上了温饱生活,收入也不断提高,大多数村民感觉即使不外出打工,只要勤劳一些,在家务农也可以过上好日子。尤为重要的是,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禄劝苗族村民逐渐形成了注重亲情、固守家园以及俭朴淡泊的民族文化。大多数村民认为,外出打工,虽然收入高一些,但夫妻分离,老人和子女无法照顾,缺少亲情交流和朋友交往,挣再多的钱也没有多大意思。而留在家里,虽然收入少一些,但可以夫妻厮守,又可以照顾子女和老人,一家人团团圆圆,农闲时可以与朋友聊天、喝酒、玩耍,过年前在村子里,大家一起杀年猪,过年时,全村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跳芦笙舞等,花山节时更是热闹非凡,开开心心,这已经是非常幸福的日子了。
最后,反观越来越多的农村,由于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不断增多,导致了许多村落留守老人的寂寞夕阳、留守妇女的阡陌独舞以及留守儿童的孤寂童年,虽然村民收入提高了,但家庭碎片化了,亲情疏远化了,村落空心化了,如此这般循环往复,越来越多的村民也开始反思,什么才是幸福生活?反观禄劝苗族村民,虽然物质条件俭朴,但家庭生活幸福,村民和睦相处,精神文化丰富。因此,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民们也逐步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自觉地感知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应该是基于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以及独具特色的村落文化,共筑和谐共融的“幸福乡村”。
 
(本文摘自《新时期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价值传承及再造》,查看全文请前往http://www.ruralchina.cn/lmc/XCReport/onlineReadPage?SiteID=18&Type=literature&ID=5731940&status=No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杨亮承,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鲁可荣,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