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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定向打工是农民工分流的筛选机制

来源:乡村研究平台 作者:刘成斌 发布时间:2018年09月10日
原标题:定向打工的概念及其学理
 
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文件显示,我国正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未来6年内实现“三个一亿人”的目标:第一个一亿人是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第二个一亿人是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第三个一亿人是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要深化改革,城镇化是很重要的议题。第一个一亿人,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和收入情况来看很难实现;第二个一亿人具有很强的地缘性,实施起来比较难;第三个一亿人,中西部就地城镇化与绝大多数农民有关系,定向打工是农民非农化、农民工在家乡所在区域城镇化的重要路径。因此,有必要对定向打工进行研究。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和农民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们这个群体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传统性(黄平、斯科特、恰亚诺夫)的观点认为人在危及其生命安全之前是不会寻求改变的,即人都是非理性的;而现代性(舒尔茨)的观点认为农民也是理性的,他们会综合考虑自己的身体舒适程度、土地的利用情况、作物收成状况等多个方面的情况,制定出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选择方式。社会学讲社会人群的异质性,异质性的农民对生存伦理和理性伦理的比较选择决定了他们当前的耕作方式。如何看待当前农民工的打工现状,是当前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定向打工为研究农民理性和非理性选择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中国的农业未来十年左右还主要依靠家庭经营,单纯依靠农业自身的增长难以改变农村的发展面貌与路径,朴素的“榨菜指数”向我们证明了大多数打工的农民工在外打工时是吃榨菜,回流后还是吃榨菜。农村的非农化与兼业化发展能更快地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但是,农村青年从事非农产业往往首先存在的是技术壁垒与经验障碍。
“定向打工”一词在现有的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与分析,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农民工创业的相关研究。
首先,关于农民工创业的产业形态与人力资本的研究。现有文献表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多集中在以个体户或小型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柯健,2009;汪三贵等,2010;郭星华、郑日强,2013),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并且在外出打工时掌握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柯健,2009;石智雷、谭宇、吴海涛,2010;刘洋,2010等),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具有乡土情结,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市场意识强,并且敢于承担风险(江立华、陈文超,2010;杜圆圆,2011)。因此,在一些比较热衷创业的地区,比如浙江省,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源(柯健,2009;江立华、陈文超,2010)。
其次,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环境因素分析。从社会的角度上看,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失业(江立华、陈文超,2010;郭星华、郑日强,2013)、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改善(刘洋,2010;杜圆圆,2011)、国家强农惠农新政策作用的显现和地方政府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政策的出台(柯健,2009;杜圆圆,2011),使有创业想法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从个人角度上来说,回乡创业是个人和家庭的大事,他们在城市只有“边缘人”的感觉,他们不满足生活质量的改善,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改善,回乡创业还能够帮助乡亲致富(刘洋,2010;杜圆圆,2011;黄晓勇,2012)。当然,也有些学者从房地产业萧条和季节性因素出发,认为农民工因歇业而返乡创业(柯健,2009)。
再次,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不足与障碍。农村青年出于群体性的特点,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较集中出现在创业就业观念落后、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缺少高起点的平台、融资渠道不畅、当地经济发展不完善和政策支持保护力度不够等方面(柯健,2009;蔡宜旦、汪慧,2010;江立华、陈文超,2010;杜圆圆,2011)。江立华和陈文超(2010)还指出当前研究很大程度上从宏观上把握,缺少个人体验及主体能动性的微观分析。杜圆圆(2011)同时提出了很多地区的农村青年的创业意愿低、人才引进难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农村青年创业遇到的重要问题。
最后,关于农民工创业的支持导向与政策建议。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是从农村青年本身、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来努力。从青年自身讲,农村青年应该转变创业观念(柯健,2009;黄晓勇,2012),积极接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接受创业培训(杜圆圆,2011);从社会方面讲,应该构建返乡农民工创业文化体系,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创业激励机制,努力发展社会服务体系(周亚越、俞海山,2005;柯健,2009;刘洋,2010);从政府方面讲,应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财政和税收支持力度(蔡宜旦、汪慧,2010;江立华、陈文超,2010)。
但现在研究主要偏重于农民工创业行动的横向分布特征或结构性制约因素,对农民工纵向的人生历程、发展过程缺乏微观经验描述与分析。本研究正是基于微观经验的描述来探讨农民工何以能够通过打工而创业,并基于此提出农村转移劳动力超越“为打工而打工”的政策导向。
由此,本研究认为定向打工是农民工分流的筛选机制。马克思提倡人的主动性,人会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观点对打工的最终去向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斯科特(道义经济学)认为庇护和依附是支撑农民生存的根本东西,这种观点在中国农民人群中的应用值得推敲,因为中国的农民里有生存者和理性者之分,浙江农民就是实例,浙江农民有一部分传统性更强,依附于家庭,有一部分则迎接市场,这两者只是一个比例问题,主要看农民自己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为农民理性选择提出建议,给出科学性的指导,帮助他们改善创业想法。从城镇化的角度出发,筛选出1/3的农民工进行创业是当前重点研究农民工定向打工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人口政策意义。从新生代农村青年的个人角度看,他们不再愿意像父辈那样辛辛苦苦地挣钱,不但寻求生存,而且寻求发展;从文化程度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义务教育,有一定的识字、阅读能力,这为技术习得奠定了较好的文化基础。
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社会成本与代价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留守儿童等衍生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现象。相关研究表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上大学的概率更低,犯罪的概率明显增高,以及农村的辍学打工现象普遍存在,这些似乎都表明打工的负功能,也有学者提出“反打工文化”,因为农二代、穷二代现象表明了底层社会的再生产,而这种阶层的再生产和复制与“官二代”“富二代”一起构成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是要打破这种固化的传递机制,要让农民改变读书无用的思想观念,首先需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做支撑条件,“思想认知的改变导致行动的改变”才成为可能。定向打工既不是简单地反对打工,也不是一定要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而是强调稳定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农村青年要打工,但不要为了打工而打工,而是为了创业、返乡发展而打工。
因此,定向打工并不是定向培训(培训完直接对口安排工作)、高校定向生的含义,而是指农村青年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以创业等行动方向为目标,暂时选择对口的企业等单位体验、经历、学习式的打工,并以此学习相关的技术、经验,并积累资金、人脉的过渡性过程。因此,定向打工具有暂时性(时间不会像为了挣钱而外出打工那样持久)、工具性(打工只是学习技术、积累经验的工具)、过渡性(打工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跳板)、发展性(不是单单为了生存)。
 
(本文摘自《回流与农业生产》,查看全文请前往http://www.ruralchina.cn/lmc/XCReport/onlineReadPage?SiteID=18&Type=literature&ID=5612054&status=No
刘成斌,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
 
数字编辑:潘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