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社会学家张乐天：读懂这些发黄的书信、日记、账本，能够让我们理解父辈，理解自己
2015年06月25日
14:18 来源：乡村研究平台 作者：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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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学教授，有收“废纸”的习惯。
近30年，别人眼中无用的书信、日记、票据、账本、会议纪要……都当宝贝，装满的麻袋不计其数。
他拿出这些宝贝，变成选修课，让“90”后的年轻人去读1960年代年轻恋人的通信，谈谈他们的好奇和困惑。
他还有个庞大的计划，想把发黄的宝贝们编成一套《当代中国生活资料长编》。
“这些书信、日记、账本才是最真实的历史，里面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对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今天的我们，很有意义。”
本期服务上海三十年，对话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张乐天。
“90后”读50多年前年轻人的书信
十一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明媚的阳光里夹杂着秋日的凉风，人们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七天长假的悠闲和倦怠中恢复过来，匆匆的步伐中闪烁着不易察觉的无措。
9点40分，复旦大学的校园里一片热闹，树叶缝里透出细细簌簌的光线，打在一个个快步赶着去上课的身影上，上午的第三、四节课即将开始。
一间小教室里，原本一排一排整齐放置的椅子被打乱，围成了一个圈，三两个到得早的学生已经坐下来了。
“读信的感觉怎么样？我看你们发来的邮件中有很多困惑和好奇啊。”一进教室，还没有放下包，老师就和学生打起了招呼。他叫张乐天，今年65岁，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堂课的名字挺特别，叫《书信里的中国人》。
这是一门为本科一年级新开的研讨课，选课的同学来自中文、新闻、法律、经济等不同专业，上课的内容就是“读信”，读三对夫妻和三位女青年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的数百封信件。其中一组是1960年初的大饥荒时期，两个在北京从事运输工作的年轻人热恋时期的通信，共80余封。这是张乐天偶然间搜集来的。
让一群90后的年轻学生读50多年前年轻人的来往信件，并且一起去理解、探索、分析这些信，他到底想做什么？
同学们陆陆续续进来了，张乐天选择了靠近窗户的角落坐下来，他的博士生、这门课的主持者郑莉敏坐在旁边和他聊着，“从学生发给我的邮件里能看出，他们会从信件中发现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细节，有些细节可能连你都没注意到。”“嗯，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课堂上的学生不多，大概十七八个人。开始上课了，张乐天站起来讲开场白，“我先站起来说几句话，等会就坐下。”说完他自己呵呵地笑了笑，顿了一下继续。
“上课前我和助教有一个对话，她的一个观点让我改变了这堂课的模式。这堂课，不是我要灌输给你们东西，而是要让你们每个人的思维、想象、创造力激发出来。我有一个缺点，呵呵，可能也是优点，就是我讲话很强势。当你提出一个问题，我会用非常有征服力的话语把你们说服，让你们接受，但这个会抑制你们的原创性和灵感，所以我就想改变上课的方式，创造一种‘弱势对话’的氛围，而不是‘强势对话’。你们要记住，张老师提出的任何观点和想法，只是一个‘40后’的想法而已，而你们‘90后’的同学对生活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你们对当今世界的认识也许比我要多得多。昨天我就很感慨，你们发来的作业是通过iPad，我还没有用过呢！”
“张老师，可不可以别说话？”
“开篇词”说完后，张乐天请小郑来主持课堂，自己便捧着一本笔记本，像学生一样坐在角落里安静地聆听。
课堂上的学生们开始谈论自己读信时的好奇和困惑。有两次听到学生提出的困惑点，张乐天忍不住站起来说，“这里我可以来解释一下。”
刚开口，小郑就很干脆地将他打断，“张老师，你可不可以别说话。”“噢，我不要说呀？”张乐天有些迟疑地问。
“你对那个时代很了解，但你说得再好，只是在传输知识而已，不如让同学们自己带着好奇、带着困惑去讨论，自己去寻找答案，也许对他们来说更好。”小郑解释说。
“好，那就这样吧，你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着，我坐下来不说了。”张乐天“老实地”坐下了。
学生们在讨论中不时会冒出一些时髦词汇，比如负能量、代入感、即视感……这让张乐天觉得新鲜有趣，有时候他又会一脸惊奇或迷惑。
一个学生提出自己在读信时的困惑，“信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结婚前，通了三年的信，三年中他们一直在说，想早点建立美好的家庭，但为什么他们谈了三年恋爱，都还不结婚？而且他们好像遇到很多困难和障碍，比如父母的不支持，比如房子问题，我很不理解。”
“你们觉得从恋爱到结婚需要三年，这很长吗？”小郑问同学们。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人认为太长，“在我的观念里，我觉得以前的人都不谈恋爱的，好像结婚也都没什么感情基础的。不都是媒人介绍，然后就直接结婚的吗？”也有同学持不同意见，“三年很正常啊，想要好好地了解一个人，三年时间一点都不长。”
张乐天忍不住开口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两个年轻人从认识到结婚，通常要两年时间，当中还要订婚呢。虽然媒人介绍的婚姻很多，但自由恋爱肯定是有的。那时候我们结婚啊，最难的是房子，你要有房子才能结婚吧？但那个时候，盖房子结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很多人都因为没有房子结不成婚。”
张乐天的这一番话，让学生们很感慨，“我还以为过去的人生活要简单得多，没什么压力的，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遇到高房价、压力大这些问题，原来环境是不同的，但各有各的难啊。”
又一个学生说：“这对热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常常写诗，为什么写信时还要写诗？这太肉麻了。”张乐天的嘴巴张成了“O”型，实在屏不住要插话，“你觉得写诗很奇怪？我对你的这个奇怪也觉得非常好奇。我们那个年代写诗很正常的，我自己就不知道写过多少诗啊。”
“我听说，1980年代诗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文艺青年，他们走在路上手里要是没一本诗集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哪。”学生道。
“我喜欢诗，但我很好奇，现在好像没什么人会提起‘诗歌’，是我们这个年代没有了诗意呢，还是现在的人不需要诗意了？”
课堂里围绕着“称呼”和“诗”这两个话题热热闹闹地议论开了。这样的火花，从课堂开始到结束，没有间断。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读信”的课？
张乐天：我的初衷是希望让年轻人来阅读他们的父辈、祖辈。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如果理解了这些信，也就是理解了他们的父母。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与父辈之间的交流是有问题的。当理解能多一些，交流的障碍自然就会减少，不是说就能完全没有障碍，但会减少很多。上学期我第一次开设这门课程，那些学生们上课后，真的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更多理解，最后我让他们每个人都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封信，还让他们在课堂中读出来，写得非常感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每个人都在体验自己。另外，从学术的意义上说，我希望学生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学术的意义，就是要从原始的资料出发做学术，而不是从书本和现有的理论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能力。我感觉现在学界有这样一种不良风气，看一些书，然后从书里总结出一些东西，就发文章，我不认同这样的做法。
星期日：真正开设这门课以后，你的期待有什么变化吗？
张乐天：原来的期待还在，但增加了很多东西。上学期我开始上这门课以后，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些“90后”孩子们的想法，我非常惊讶。在他们读信的过程中，这些孩子的思考、好奇、想象、创造力也呈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读父辈也在体验自己，而我在理解年轻人的同时也在体验我自己。不仅如此，我还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组织了一批学生，同步读这些信，让两地的学生通过视频做交流。
星期日：听上去这门课似乎也是你做研究的一部分？
张乐天：对啊，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把研究者放进去，把个人放进去。当你去理解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也在通过别人的镜子反观自己，当你对自己了解更多时，理解别人也会更好。
我做研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生命资源融入进去，在工作中去体验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来自你内心的理解，越是挖掘内心的，越是有价值的。
星期日：好的作家也都是挖掘自己内心的感触，而不是跟随外面潮流的。
张乐天：对啊，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特别是20多岁插队落户到农村去的时候，在农村除了做农活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就怀着诗人的理想，拼命写诗、拼命投稿，还自己写歌，但除了一小部分诗在县城的刊物发表过以外，大多数都石沉大海了。后来我就反思自己，为什么我写的这些诗发不出来，很重要的一点，我当时写的很多诗歌是没有意义的，并不是来自内心，而是一些很表面的东西，那些内容离真实的社会是蛮远的。
收集“废纸”的教授
上午的时间总是匆匆，这一天是个星期五，校园里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张乐天穿过有些拥挤的人潮，乘电梯来到7楼的一间资料室，准备和他的助手见面讨论工作。
资料室不大，约五六十个平米，一排又一排书架上堆满了资料，除了一摞摞文件袋、纸箱外，书架的最上方也密密麻麻地塞满了装着资料的麻袋。
3年前，张乐天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收集整理一些散落在民间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有过去的帐本、书信、日记、会议记录、购物发票……一麻袋、一麻袋地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贵州等地的城市和农村搬回来。收这些“废纸“，他几乎是“零门槛”，只要是和人们生活有关的文字资料，他都收，但以手写的为主。
这样的工作张乐天坚持做了20多年。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想把所有的资料汇成一套《当代中国生活资料长编》，并且分别做出国际版和国内版。“现在荷兰一家出版社已经和复旦出版社签约，将出三十卷，明年会先出八卷，这八卷有两套东西，一套叫《革命的书写》，是一个农村干部的日记，另一套叫《生活的流水》，是一对北京的年轻人20多年间超过50万字的书信。”
他还想做一个“记录逝水年华”系列，把私人书信和日记整理出来，分成“恋爱篇”、“婚姻篇”、“家庭篇”等，记录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情感流转。那些粮票、邮票、股票等票证，张乐天也计划整理出来并配以文字说明出版。
星期日：在这些文字资料里，你看到了些什么？
张乐天：看到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一份上海铁路工会的文字资料，详细地记录了1949到1958期间，上海铁路工会每一次的活动记录，包括每一次的统计资料，例如多少人参加了一个什么会议，捐赠了多少钱，给多少人补助等，这些很能反映那个时代。
星期日：有没有普通人家的书信日记？
张乐天：我们收来的资料里，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家的书信、日记。一般的档案会有人收集的，但普通人家的书信、日记几乎没有地方会收，你看档案馆里，最多有一些名人的书信，普通人家的书信、日记都没有的。可能我现在所收来的书信是全中国最多的，有超过15万封，大部分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
星期日：那个年代的人们在写信时，写些什么呢？
张乐天：有写给家里人的，写给朋友的，什么故事都有，讲兵团的故事，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故事。那个时候书信几乎是异地唯一交流信息的渠道，所以人们就什么都写啊。如果我能收集到一个人连续写给家人的信，就能够清晰地看出当时一个家庭的情况。
星期日：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信件？
张乐天：比如说在解放初期，上海有一批人到香港去，然后他们从香港给上海的家人朋友写信，这批上海和香港的来往信件是非常宝贵的。1980年代，上海有一个女孩子高中毕业后到香港去，然后连续几年中，不断地给上海的小姐妹写信，把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故事写在信里，里面还有一个故事，香港的一个亿万富翁找到她，想给她钱让她做小三啊，非常复杂的感情纠纷，她都写在信里了。这些信件能够侧面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通的上海人到香港以后的社会经历，也能够呈现香港社会当时的一些情况。还有一套信，是一对北京的夫妻，从196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20多年里好几百封信，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孩子，吵吵闹闹，那些矛盾都详细地写在信里，比电视剧要精彩多了。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哪个编剧从我这里找一些素材，拍出来的电视剧肯定很好看。
1000多个小时，访谈农村老人
在收集文字资料的过程中，张乐天发现，有一些真实生活里的事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比如几十年前的人们是怎么找对象的，怎么结婚的，还有大部分具体的家庭生活都没有资料可寻。几年前，张乐天决定做一个数据库，带着他的学生到浙江北部的农村去做访谈，和村里的老人聊天，聊他们一生的经历和故事，比如农具、家具、衣服、房屋的变化，家人生活的变化……他还招聘当地的农民做访谈员，并请来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给访谈员培训。到现在为止，张乐天组织完成了1000多个小时的访谈，其中最长的一个访谈，和老人聊了整整37个小时。
这个过程困难重重，比如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土话如何录入数据库；一些年迈的老人记忆力下降，对很多细节都遗忘了，怎么办？……说起这些，张乐天自己觉得，至今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把1000个小时的访谈完成，并把访谈资料做成数据库。
星期日：遇到这么多困难，过程又很艰苦，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呢？
张乐天：你知道我去农村是怎么说服那些老人家接受访谈的吗？我告诉他们，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这一代人或我们上一代人辛辛苦苦建立、创造出来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年轻人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曾经那么辛苦地去创造，不知道我们当时的生活经历了多少曲折，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把当年的故事记录下来，留给你们的儿子、孙子……世世代代，让他们知道，你们曾经为他们付出了很多，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生活曾经充满着艰苦还有快乐。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我希望搭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来读这些最民间的东西，让现在的年轻人更能够理解他们的父母，从而他们才能够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他们自己。所谓代代相传，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是从过去那个时代过来的，而你小时候在父母身边长大，你的社会化过程也主要在家庭里。当代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和父辈很不一样，其实啊，也有很多相似。
星期日：我自己是一名“80后”，我一直觉得自己和父母是很不同的，我们生长的时代背景和环境那么不同，为什么你说我们有很多相似呢？
张乐天：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社工，现在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社工。现在那么多的农民走出村落，来到城市，在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大家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传统的“老阿姨”是无法解决今天人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专业的社工太有必要了。然而，现在的大学生，有多少人愿意去做社工这样的工作呢？很少吧，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去呢？服侍人的工作，看不上啊！这种等级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父辈祖辈那里来的，从文化中来的。我插队落户的时候是农民，还是成分不好的农民，而我的妻子是镇上的工人，当时她的身份就比我高太多了，如今社会发展了，但这种等级的观念变了吗？没多少变化的。你看，现在的人还有所谓的“地域歧视”，过去的上海人有这样的观点，现在的年轻人有吗？
星期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我们和父母是有一些相似的？
张乐天：是啊，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发展，但“人”却没有太多变化。比如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当了父母以后，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身边其他人的孩子都在学钢琴、学外语，那你也会跟风让孩子去学，如果只有你们家的孩子不学，就好像压力很大。这种跟风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里，大家都依赖着同一片土地上生存，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不清楚，如果村子里有个人和其他人不一样，就会被大家指点议论。现在的人呢？他们清楚自己的界限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独立思考，或者说社会给予了一个普通人多大的宽容度呢？我的观察是，并不多。
星期日：我开始有一些理解你所说的“没太大不同”了。
张乐天：有一次在《书信里的中国人》这堂课上，“90后”的学生告诉我，在信中，几十年前的年轻人就对母亲的过分关注有所抱怨，那个年代的母亲，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就会无微不至地去关心。这些“90后”的孩子们，对几十年前的年轻人的体验非常感同身受，他们的父母是“60后”，那么现在，“70后”、“80后”成为父母以后呢？你看，现在的年轻妈妈们，她们如此关注孩子学这个学那个，为孩子的事焦虑。这些关注和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中国的社会中，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总是在夫妻关系的前面，夫妻关系的紧张、母亲的过分关注……这些让孩子在家庭中默默地承受了很多，当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重复这样的模式？你会在那些焦虑的母亲身上看到这些。在我自己身上，也带着我的父辈和祖辈的烙印，所以我一直在很努力地去理解自己、觉察自己、反思自己，现在我依然在这样做，不断去完善自己，让自己有所成长，改变，才可能会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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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
- 作者们自一九八八年十月起，首尾历时四年，深入到位于浙江省钱塘江畔的一个小村落...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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