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嘱托和要求。由孙兆霞老师带领、王春光老师指导的“中国百村调查”贵州课题组，20多年来一直扎根田野，立足国情，创新本土研究，并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

本期乡村研究数据库项目组专访“中国百村调查”贵州课题组，分享科研团队如何长期保持活力，如何开展本土研究，以及深入田野的调查研究方法。

一、以学术开放性支撑团队组织长期的活力

孙兆霞：以学术追求为内生动力，以学术开放性支撑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
学术进展必须依赖学术组织这个载体，以学术追求为内生动力，以学术开放性支撑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
我们课题组比较成熟的平台架构，是以“中国百村调查”为契机，搭建起协调、贯通省域内区域性历史、自然、文化、民族、经济、社会多维度要素整合的结构性课题群，实施结构性、同时段子课题群性研究的探索。这样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

在团队的合作资源上，王春光老师及其团队尤其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体系规范性很强，我们共同参与了很多课题。从2000年起，王春光老师几乎每年会来贵州做调研，我们的每一项重要研究成果要请他把关。还有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百村调查课题组、陆学艺基金会。另外，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得到了他们的指导，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团队合作。

在学术资源上，一是一些资深专家资源，他们从学术的角度，从学者人格的角度，还有目标的角度，给予很大支持。二是政府的支持，支持我们的政府官员是学者型官员。三是团队成员的导师，都是所在各个学科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

在团队内部，研究负责人是团队中对相应调研村庄具有前期研究基础的成员，在学科互补方面又有多维度的优势，涉及历史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旅游管理学、经济人类学、文化产业学等学科。村庄调研都是开放性的，不同子课题组的成员都能参与，互相讨论、互相支持。团队以“结构性”为“宽基础”，以“专题性”为“产出载体”，实现共性与个性的对话、贯通与互补。

团队整体的行动能力越来越强，认同感和荣誉感也越来越强。这几年可以说厚积薄发。

二、多学科多目标开展本土研究

曹端波：从中国本土出发，深度思考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方向

我们团队及个人，得益于整个团队的跨学科事业和多目标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优秀的跨学科跨领域成果。

一是跨学科视野打破学科藩篱。2005年我从历史学转入人类学，专注于民族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研究。2011年夏，团队深入武陵山区的铜仁市贫困地区，王春光老师对社会政策、地方财政、社会保障、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访谈具有开阔的视野，打破了我原有封闭的学科藩篱。这次多学科学术团队的调查研究，更有助于拓展学术思路。

二是从中国本土出发，深度思考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方向。基础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实证研究、行动研究四个方面的学者参加进来，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路。比如贵州民族大学毛刚强博士长期从事行动研究，每次他发言，都能促使原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我思考当前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三是我们的团队调研时，村民理解学术团队，两者融合。在郎德苗寨的调查中，我和老支书访谈，发现苗族村寨地名不仅蕴含丰富意义，而且可以复原古代苗寨的文化景观和社会秩序。我和老支书共同分析苗寨的地名及其价值。老支书很高兴，他说还没有人认真和他探讨过这些问题，尤其是他还真正加入到分析和研究中来。

曾芸：团队形成了稳固的政府政策+学术研究+试验评价的三角模式

经过长期的学术和田野积累，团队形成了稳固的政府政策+学术研究+试验评价的三角模式，围绕着扶贫开发的实践研究与制度创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路径、党建扶贫与学术本土化等主题，在政界、学界的深度互动中，探索着中国经验形成的社会基础。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家国情怀”，理解了学者该有的学术追求和责任担当。

2011年，我参与了“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研究”课题调研工作，看孙兆霞老师和王春光老师如何调研、如何提问、如何思考。访谈对象有着很深的生命淬炼，我深刻感受到了生命的底蕴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2012年年底，我参与了“世界银行贷款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中期）社区工作评估及重点社区基线调查”项目。经过多次培训，我们胸有成竹来到调研点，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水土不服”。我们亟需自主性、本土化的知识框架来理解中国乡村当下的困境。在团队帮助下，我撰写了论文《当“社区参与”遭遇行政路径依赖——以世行“贵州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和发展”项目为例》，提出政府主动推动社会主体性成长的突破路径。这篇论文获得了2013年社会学学术年会一等奖。

张建：对贫困有切身体会，再从学术研究角度去思考，更有意义

因为贫穷，我上学的一个动力是逃离农村，对生长于其中的农村，了解非常有限。“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课题是我直接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农村、研究农村，走上科研道路的开始。

2011年起连续10多年的农村研究，孙兆霞老师带我们从贵州到西北走了若干个省份。对贫困有切身体会，再从学术研究角度去思考，更有意义。在多年的农村调查研究过程中，我将主题聚焦在小农户发展问题，以期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立足于西部农村实际，探讨如何提升小农户发展能力，怎样实现其家户现代化等问题。

三、不断突破田野深度，获取真实有效信息

宗世法：入户调查，是团队获取真实信息的“法宝”

2023年4月，我们在云南盐津县云中苗寨的上寨调研，当我们的大部队还在跟负责接待的人交流时，王老师“悄悄地”跑到下寨农户家里访谈去了，回来跟我们分享了下寨村民的看法，还跟我们“炫耀”老奶奶招待的土鸡蛋。王老师每次调研都争取亲自入户，实在走不开也要求我们必须入户调查。

有时候调研时间很短，这种“见缝插针”、入农户家访谈的方式，能够快速建立信任，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入户调查，是团队获取真实信息的“法宝”。

陈志永：从过往的经验研究迈向实践研究

加入团队之前，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晋升教授，信心满满。然而，进入田野后，因旅游研究的学科结构及以往田野深度的缺陷，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与科研前景。每天早餐后团队每个人到村里深入调研，晚饭后集中汇报、讨论。汇报时，我无法将“事”嵌入田野中展开内在关联分析，也没有学术关照，10分钟就结束了。一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从事乡村治理研究的博士就村里一条路修建的过程—事件进行了精彩呈现，时间往往长达小时以上。汇报内容有理论关照，同时将修路的事件与村寨的历史、姓氏结构、社会基础、乡村治理、精英角色、制度安排等深度关联。

在这样由多学科成员组成的团队里，与田野经验较为丰富的教师协同作战，交流碰撞的思想火花又为我点燃了新的学术希望，明晰了学术进路。

参加国务院扶贫办委托项目“贫困县摘帽案例研究（云南玉龙县）”时，进入当地最偏远、最贫困的乡镇展开调研。当地人围绕陡峭的河谷山地形成稀疏的聚落结构让我惊叹。国家花巨资在山顶兴修了引水工程，为每家每户修建了水窖；将路修到了每户农户家门口。这些成效都是依靠当地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获得的。产业扶贫的工作，除了充分考虑自然生态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更是和党建、社会结构、基层治理等因素有机嵌入，扎实有效地推动当地扶贫工作。

和镇长深入交流时，我带着各种不解对当地的党建扶贫进行了逻辑追问，但扎实推进的工作让我找不到漏洞。我恍悟，我一直带着过往的经验看待当地的党建扶贫，而不是从当地扶贫的成效以及扶贫过程出发。我感受到从过往的经验研究迈向实践研究的重要性。

陈斌：养成从民众生活叙事中发现地方社会自主性的思维范式

2008年10月“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课题在天龙屯堡开展问卷调查，共有500余份。问卷调查人员有30多位，我也参与其中。一份问卷近20页，做完需花费一两个小时。孙老师带领的5人教师团队，不分日夜审核问卷。信息不完整或有误差的问卷，皆需及时入户补充完善，并提交再次审核。强度大到调查队员多次购买润喉片。2009年3月，我们跟随王春光老师在安顺市普定县马官镇做调查，一周时间里，白天召开座谈会、实地调查、访谈农户，晚上就交流讨论。要求严格，效果好，但强度极大，我们对孙兆霞老师和王春光老师又爱又怕。

在团队中我养成了从民众生活叙事中发现地方社会自主性的思维范式。

号营村课题里，我在调研中发现，生计、礼制不仅是村民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更是屯堡村庄自我组织、自主发展的重要载体。我意识到对各种教育所依存的自然生境、人文历史仍缺乏一定的关注。之后的联增村课题，我从人地关系、社会文化基础的调研中，发现喀斯特地貌导致关联外界的理念、多元化的农业生计方式，基于此，“家户—区域”连续统勾连社会文化机制。这些不仅是所有家户相互关联成为整体的基础，更是其拓展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空间的重要载体。

徐磊：尽可能多维度多层次收集各种各样资料的信息溢出法

团队会从县、镇（乡）、村社等层级，与调研对象深入讨论有关议题。在此过程中信息交流是双向互动的。我们在访问基层相关经验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也会交流其他地方有借鉴意义的做法，这种彼此探讨的过程既是一种信息回馈，也能推动相关议题的深入理解。

我们尽可能多维度多层次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可以说是信息溢出法而不是信息饱和法。这当然增加了学术成本，但是在培养团队成员的田野灵感方面，无疑是正向的。此外，在每一个村子每一个项目中，和不同的人了解、体会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家、他们的村、他们的乡、他们的时代的变迁，不断会产生将心比心的感觉，会带入自己的生命历程，会和他们建立一种连接。他们又会在他们的家和村，地方和国之间建立一种连接。

雷勇：每一次调研，都是一次重要的学术训练

2011年夏秋之际，我以初学者的身份参加“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课题。我大致了解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及其进路，包括深度访谈的方法、技巧与策略，不同信息的比较与核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判断与解释，研究议题的聚焦与问题意识的突出，以及研究报告的撰写与修改的方法与过程。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青海湟中一个课题实地调查后报告写作的小组研讨会上，孙兆霞老师和毛刚强老师围绕一个重要概念的精准性和本土化讨论了一个下午，晚上又继续电话沟通。团队20年来，通过这样严肃、认真的理论讨论，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围绕研究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经常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并引发深入思考，最后回到社会学学科范畴上来展开研究。

村庄资源图我印象也很深。它能把村庄过去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经纬和当下状况，以直观方式呈现。村庄是有记忆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背后连接了一套逻辑及机理。同时，它在有限空间里把预留的、正在做的、还没做完的项目、空间、场所，即未来发展呈现。村庄资源图让我们离开田野点也能感受村庄、直面现实。

“中国百村调查”贵州课题组成员：
孙兆霞，贵州民族大学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屯堡乡民社会》第一作者。
陈斌，安顺学院副教授。《屯堡村社教育》第一作者，《城乡互动与农村家户现代化》第三作者。
张建，怀化学院副教授。《城乡互动与农村家户现代化》第一作者。
曾芸，贵州大学教授。《堂安梯田社会》第一作者。
宗世法，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城乡互动与农村家户现代化》第二作者，《堂安梯田社会》第三作者。
徐磊，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堂安梯田社会》第二作者。
雷勇，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城乡互动与农村家户现代化》第四作者。
曹端波，怀化学院教授。《堂安梯田社会》第四作者。
陈志永，贵州师范学院教授。《堂安梯田社会》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