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 | 从“百县调查”到“百村调查”：方法反思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陆学艺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开展了两个大型调查，即百县经济社会调查（简称“百县调查”）和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简称“百村调查”）。两者不但在时间上前后衔接，而且在出发点和调查方式上有不少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首先，陆学艺教授认为，在社会学重建初期，大型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除了从县域层面去认识中国外，还得从村庄层面做更深度的调查和研究。其次，以团队为实施方式，尤其要调动和培养地方科研机构的科研力量，因此这两个大型调查的目标是以项目来培养急缺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人才。最后，调查方法有着承袭的关系，特别是在“百村调查”开始之初。但是，由于调查对象不同以及科研队伍的更新，“百村调查”在承继“百县调查”的一些好做法的同时，会采用一些新的调查方法和研究理念，更强调每个村庄的个性化价值，采用混合型调查研究方法，吸纳一些生态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等。不管怎样，这两个调查在中国社会调查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特别是“百村调查”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对推动村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百县调查” “百村调查”调查方法  混合型调查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陆学艺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调往社会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接着任所长。他发现当时中国缺乏对于基本国情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深感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不仅对社会学的学科来说非常重要，更是服务当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在他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百县经济社会国情调查课题组，由院领导任课题组组长，陆学艺先生任副组长，课题组的主要工作由他具体负责。“百县调查”历经10多年，动员了全国几万人参加，于90年代中期完成，出版105本专著，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国外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意识到此调查的价值，不断从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和数据，当然这与当时缺乏相关的调查数据密切相关。

在完成“百县调查”后，陆先生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农村经历了空前的变化，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完成百县市调查研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百县市调查组发现，县市调查属于中观层次，需要村落调查给予充实和完善” （陆学艺，2022：1）。村庄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元，费孝通先生就是从研究村庄走上了其认识中国社会的学术之旅。但费先生对村庄的研究基本上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距20世纪90年代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农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随后进行的各种改造、建设及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发生了巨变，其中农村的变化最为明显。虽然80年代费孝通先生多次进入江村调查，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学术之旅，但是，中国行政村有近百万个，自然村有三四百万个，彼此有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一个村的研究，固然有着解剖麻雀之功效，但是缺乏足够的代表性。由于先前的“百县调查”的经历和感知，陆学艺先生认为，将“百县调查”的做法复制到对村庄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提出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课题，很快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的支持，补入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后来又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课题。

对于村庄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调查研究，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像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也着手开展相应的调查研究。就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村落研究是早期的学术特色或者普遍做法，并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些在国内外有相当大影响的观点和概念， 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和位育”“差序格局”，对“社区” 等来自国外的社会学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像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堃的《台头村》等一批经典著作问世，也涌现了一些对村庄进行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成果。

由此可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重新认识到村庄研究的重要性，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纷纷谋划更深入、更大规模的研究。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在给费孝通先生的大作《江村经济》（英文版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费孝通，1987：6）。这话针对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但依旧适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文革”，又面临着重振经济社会的艰巨任务。而在改革开放中展现的农村活力，预示着中国发展的光明前景，但也暴露出大量发展中的问题，亟待通过深入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前提是通过深入、大范围的调查研究来获得对农村的认识，了解以及生产出相应的知识。“当时（20世纪90年代——作者注）农村人口依然占中国总人口的多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基层社会变化最深刻，这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命运的基础，是弄清国情必不可少的。”（陆学艺，2022：1）

一 调查设计

按陆学艺先生的设想，“百村调查”照搬“百县调查”的做法，召集参加过“百县调查”的人员（他们分布在全国的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总课题组和分课题组，其中总课题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主要是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社会学研究室成员以及本所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而分课题组由承担具体村庄调查的科研人员组成。但是，“百村调查”项目立项后，面临着不少问题。

第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不像重视“百县调查”那样重视“百村调查”，背后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其直接影响是没有给予更多的经费支持，当时科研经费少也是事实。陆先生依然向国家社科基金办申请立项，“基金会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个创意很好，很有价值。但因为此时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已在1996年评审结束，立项时间已过，不好再单独立项”（陆学艺，2002：7）。后来经过多方努力，被添列为“九五”重点项目。一开始，有不少“百县调查”的参与者踊跃报名参加“百村调查”项目，“就收到各地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原来进行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单位和专业工作者们的欢迎，至今已经有30多个单位组织了课题组，并已陆续选点、进点，开展了村情的调查”（陆学艺，2002：7）。但是，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进展并不如陆先生所设想得那么顺利，一方面是陆先生的研究精力和时间转向中国社会阶层和结构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与科研经费有限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因为这点经费不足以支持各分课题组的调研。每本书稿只有2万元出版经费的支持，各分课题组只得自筹调查费。另外，相对于“百县调查”而言，“百村调查”获得的地方政府的热情支持也少很多，在他们看来，“百村调查”没有“百县调查”那么重要，而被调查的村庄自己也没有财力来支持对其的调查。刚开始，“百县调查”对参与者来说是很新鲜的事，以前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加上当时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校也没有多少课题，更没有像“百县调查”这么大的项目，因此，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很强，有的省市社科院领导出面领衔组织课题组成员开展调查，动员力度很大，投入经费相对来说也不少。但是在完成了“百县调查”，对调查有了一次体验后，有一些参与单位和人员不再有以前那样大的热情对待“百村调查”了，再加上上面提到的经费问题，因此，对“百村调查”的响应没有像对“百县调查”那么热烈。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当时全国的课题和经费增多，不少人和机构都能拿到一些课题，所以他们也有了自己申请、承担课题调查和研究的机会，这使得一部分“百县调查”参与者不再参与“百村调查”。但是，这并没有给“百村调查”的开展造成太大的困难。一方面，还是有一部分参与者认识到“百村调查”的重要价值，同时也从合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收获，特别是 “百县调查”培养了一批全国性研究骨干，让陆先生最为得意的是一些省市社科院的社会学所所长乃至社科院领导是从参与“百县调查”中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陆先生凭借其人格魅力以及动员能力，挽留住一批“百县调查”参与者继续参与“百村调查”，使其继续成为骨干，同时也逐渐动员一些新成员加入“百村调查”行列。因为“百村调查”课题采用的是开放式组织方式，没有给课题申请加入设置明确的截止日期，因此，他就可以持续地吸纳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

其次，“百村调查”是否照搬“百县调查”的调查框架？对此，课题组成员尤其是总课题组成员之间刚开始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还是照搬“百县调查”的框架，重点调查村庄的基本情况，总课题组一开始还是把“百村调查”界定为“村情的调查”，跟“百县调查”的“县情的调查”是一样的定位。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仅限于调查基本情况，过于简单，从理论看，这样的调查只能算是社会调查，而谈不上是社会学调查。所谓社会学调查，就是带有学科问题意识的学术调查。当时，课题组成员越来越意识到学术调查的价值超过一般的社会调查，尤其是对社会学学科和学术发展来说更需要从社会学调查中进行社会学学术创新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推进。最终，陆先生做出兼顾的决定，并先在行仁庄的调查中进行试点，以总结经验来改进后续的框架，强调村庄的个性化研究。在行仁庄的调查和研究中，课题组发现改革开放中村庄的产业、经济发展和变化得很快，但是“相对于经济体制的变革，政治特别是社会文化变革的难度要大得多”（陆学艺，2001：4）。于是课题组发现了另外三个重要的问题：农村地方行政管理问题、村民自治问题、文化和社会意识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百村调查”更偏向社会学研究视角，当然对经济的研究依然很重视。同时，行仁庄研究确立了“百村调查”的个性化特点，即每个村庄要根据其自身的情况来确立研究议题、研究重点和研究框架。由此，《内发的村庄》一书根据家族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家与村的联系确立了一个村落类型的分析框架，而行仁庄则属于集体村落，即村优于家、以家庭为主体而不是以家族为主体的村庄类型，归入集体村庄（陆学艺，2001：27）。后来有的课题组在这个框架基础上进行改良和补充，提出用市场结合度和国家权力渗透度这两个维度对村庄进行分类的框架（黄进等，2022：35）。当然，社会变迁是村庄调查和研究应关注的重点，成为课题组力图进行社会理论创新的重要领域，实际上也回应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在农村研究上不断创新这一事实，彰显了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因此，在《内发的村庄》 一书中，总课题组对“百村调查”的框架做了系统的调整，强调每个村研究的个性，即根据村庄的具体情况设置研究方案、研究框架以及要实现的研究目标和承担的任务。

二 “百村调查” 的具体方法

调查和研究一个村庄，显然比调查和研究一个县，从直观上看相对容易些，因为一个村的规模远远小于县，而且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都远弱于县。但是，这并不等于就能把一个村轻松地调查和研究好，并不一定就能拿出出色的成果来。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使用的调查方法以及使用情况。

自社会学从外部引入中国伊始，村庄调查和研究就成了社会学的重点领域，由此中国社会学在村庄调查和研究上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方法，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潘光旦、陈翰笙、晏阳初、李景汉、杨庆堃、梁漱溟、严景耀、杨开道、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做了大量的村庄调查和研究。他们使用的调查方法大致有这么几种：最有影响的是社区研究方法，它成了后来村庄研究的主导方法；人文生态方法被引入村庄研究中；问卷调查法、经济统计方法也是在村庄研究中普遍被采用的调查方法。当时的村庄调查和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乡村建设，或者说村庄调查成了乡村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或者基础。比如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就是他与晏阳初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干预行动研究又成了村庄研究的另一个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又被社会学界捡起来，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和发展，在“百村调查”开启的时候也是如此。

虽然仿照“百县调查”那样，最初确定要调查一百个村庄。但是在众多村庄中如何选择一百个村庄，是首先要考虑的。一开始，陆学艺先生也没有真的确定要调查一百个村，他曾说，“百”只是一个大数而已，意味着要调查不少村庄。之所以这样想，一方面是因为经费能否支撑起做一百个村乃至更多村庄调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确定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因为参与者的调查时间和精力不一定都能得到百分之一百的保证。事实上在后来的调查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村庄不能采用严格的抽样方法，而应偏向于实际可行的操作方法。所谓实际可行，是指各分课题组根据自己的条件来确定其要调查的村庄，然后报总课题组来审核，最终决定是否敲定该村庄。一般来说，分课题组会选择本地经济发展比较好甚至最好的村庄作为调查对象，当然也会选择有特色的村庄，它们经济不一定是最发达的，但是有可能是一个出了名人的村庄。对此，总课题组最先还是尊重分课题组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进村的可行性以及调研获得的经费支持，凡是对典型村庄进行调研，都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地方政府想通过科研人员对其典型村庄的调查，起到对外界宣传的作用。对此，总课题组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典型村庄虽然没有代表性，当然每个村都有其个性，不能从一个村的调研中获得对更多村的代表性的要求，但是按解剖麻雀的要求，对一个村的深度调查，既能挖掘其独特性和个性，又能找到一些共性的现象或机制，尤其是找到一类村庄的一些共性机制。在我们看来，经济发达的村庄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先发展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许有可能是后发村庄将来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先发村庄在发展中积累的经验也许对后发村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总课题组在区域分布以及雷同性方面给出一些要求，比如，要求全国不同地区特别是东中西、南北尤其是东南北这些地区应该有“百村调查”的点，我们的预设是即使是典型村庄也会有区域之间的差别；另外我们还看选择的村庄之间是否有更多的相同性或相似性，比如在产业上是否有雷同，我们尽可能增强所选村庄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当然总课题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比如分课题组的研究方法以及可行性目标，还有课题组成员的构成等。

我们总课题组制定了一个调研方案，尤其是编制了村庄调查问卷和村民调查问卷，前者主要用于收集村庄总体情况，调查对象是村两委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前不是一肩挑的，而是分开的）以及村会计（文书）等；后者是针对村民的，以家庭为调查对象，一般选择家庭中的主事者，即通常所说的家长。对每个村都展开了问卷调查，而且调查了每个家庭，调查员亲自入户，采用面对面问答、调查员填报的方式。在村庄开展问卷调查，跟在城市做问卷调查，会碰到一些不同的问题。首先，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自然的预设， 即调查对象受过一定的教育能看懂问卷。但是，在中国乡村，村民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甚至还存在不少文盲，他们不认字，看不懂问卷，因此需要调查员当着他们的面问问题，如此才能让他们理解问题的意思。其次，问卷的问题设计要贴近农村生活，而调查员也必须了解农村生活，尤其是要能用村民能理解的语言与村民进行交谈，如此才能使调查对象理解问卷上的问题。最后，问卷调查在村庄开展，最容易碰到其他村民的围观和干扰，这需要调查员有解决围观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当然这些都是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碰到的具体问题，不是本文所重点讨论的。这里只是说明，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在村庄环境中要处理好一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方法的认知工具作用。

村庄是一个紧密的生活共同体，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村庄内部不仅人际关系紧密，交往密切和频繁，而且人们还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规矩和文化，即通常所说的村规民约和有关生老病死以及信仰的文化。对此，不从关系互动中以及村庄整体上和村庄与外部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是不足以真正把握村庄的，仅仅靠问卷调查是不够的。多种研究方法是村庄调查和研究所必需的。首先，文献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所有调查研究都要考虑的。除了从期刊、媒体上找相关文献外，有一些村庄有自己的档案资料，比如行仁庄的村档案很完整和丰富，为调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行仁庄）“1951年以后的村档案分永久、长期、短期三类保管，共114卷，内容涉及土地改革以后土地制度、集体经济、人口流动、村庄组织、财政以及村规民约等方面”（陆学艺，2001：57）。还有一些村民勤于记事（比如账本）和保存历史资料（比如书信、契约等），对于这些材料，需要调查者深入村民中间，跟他们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才能获得。还有一些村会编写村志，像东南沿海这些家族观念浓厚的村落，都会有家谱这类材料，虽然有人认为家谱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它还是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从这一点上看，在村庄调查中往往会碰到这样的文献“金库”。如果说“百县调查”能获得更多的官方文献资料，比如文件、研究报告、档案馆资料等，那么“百村调查”将会淘到民间的文献“宝物”。当然它们的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问题和取向。

人类学方法早已经被引入中国乡村调查之中，费孝通先生采用的就是人类学方法。在人类学家看来，如果不在村庄生活较长时间（一般在一年以上），就无法了解村庄，甚至还要求调查者学会当地的方言，以便直接与调查对象开展日常的交流，不需要借助第三方，可以更好地联络彼此的感情。在人类学家看来，如果一个研究者不在一个村里待上一年，就不算是开展人类学调查。“百村调查”并没有要求要像人类学研究者们那样在村庄待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会要求他们在村里住上一段时间（一周乃至一个月），对村民展开访谈，并参与观察和体验。访谈一方面是了解村民的生活经历、村庄内部关系以及他们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与村民交朋友，只有建立朋友关系，才能更好地开展调查，了解更多不易认识和了解到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了解民情民风和村落文化传统。与之相配合的就是参与观察方法。对村庄、村民的了解，不走进村庄是不行的，不去观察村民的行为是不行的，在那么小小的范围内，村民以各种行为方式来展现他们丰富的日常生活，调研者只有通过参与观察，才能更深切地体验到村庄社会的运行方式、机制和逻辑，才能结合问卷调查资料访、谈内容和一些文字资料等，更深地认识和了解村庄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从中寻找到一些新的理论亮点。费孝通在江村的一个半月的生活和调查就能写出轰动西方人类学界的专著《江村经济》，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赞誉，“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1987：5）。我不能说，“百村调查”出版的著作能达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的理论水平，但是，有一些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概念，比如“乡民社会”“稻田社会”，这得益于采用深度的访谈、参与观察和问卷调查等方法。

“百村调查”项目从立项到现在，有26年时间，对各个村庄的调查在不同时期展开。随着对村庄调查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被引进，比如人文地理学中使用的人文生态方法以及地图资源方法，在后期的“百村调查”中得以应用和改进。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村庄研究已经采用人文生态方法，但是当时的科技没有现在发达，现在可以通过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等来立体展现村庄的地理空间布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设施配置情况，从而确定村庄的地理空间演变与社会空间乃至社会结构的构建关系，深入理解村落这个小社会的社会关系及日常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轨迹等。课题组成员的构成对于“百村调查”的方法使用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的课题组能引进人文生态方法与地图资源方法，就在于该课题组成员中有成员从事地理经济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可以增强“百村调查”人员的研究能力。

三 反思和总结

“百村调查”没有达成百本书的出版这一目标，这是一个遗憾，而更大的遗憾是，研究的创新性并不如我们设想得那么好，而且有几部不错的书稿没有获得出版，让我们感到十分可惜。但是令人欣慰的是，“百村调查”的书稿越来越好，彰显了研究团队的研究能力的提升。从方法角度思考“百村调查”，有这么几点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与“百县调查”一样，“百村调查”也是一项集体研究课题。集体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一般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研究者个体的活，不容易用集体研究的方式组织和展开。就我们社会学研究所而言，能真正开展集体研究的课题没有几项，从目前来看，在社会学研究所，由陆学艺先生牵头的集体研究可以说是最多的，其他研究者很少有这样的集体研究。而且即使有一些集体研究，大多也是在师徒之间进行的，而像“百县调查”和“百村调查”这样超出社会学研究所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在全国范围内召集科研人员的研究寥寥无几。至于做如此长时间的集体研究，虽不能说前无古人，但是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这说明大规模集体研究并不受人文社会科学界所重视，但并不意味着集体研究不重要，恰恰相反，其重要性往往被人们低估了。从方法论上看，集体研究不但不会降低研究效率，而且还可以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大化的利用和开发。就这两个大型调查而言，仅仅凭借其获得的课题经费，有可能只够为数几个有限的分课题开展研究，不足以用于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分课题研究。事实上，通过集体研究，这两个调查都成功了，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从对参与者的培养和其收获来看，也是很明显的。有的研究者通过参与“百村调查”，发表和出版成果，获了奖，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从助理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博士生因此写就了毕业论文而顺利毕业，还有的参与者成为其研究部门的骨干和领导。参与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和学科领域，他们给“百村调查”带来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百村调查”的方法类型，为村庄研究创新了方法。当然，在集体研究中也会出现搭便车问题，有个别人打着国家级重大课题的旗号为自己服务，但这些问题并不足以抹杀集体研究的重要价值。

第二，“百村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农村研究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百村调查”项目立项是很早的，在其之前，虽然已经有村庄研究，但大多是对一个村庄的研究，最多只是对几个村庄的比较研究，没有像“百村调查”这样的村庄研究。后来随着“百村调查”在全国铺开，尤其是一些调查研究成果出版发布，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于是后面冠以“百村”之名的调查研究纷纷出现，其中有的直接也叫百村调查，有的叫百村精准扶贫调查研究，有的叫乡村大调查等，特别是乡村大调查虽然没有冠以“百村”之名，但是实质上就是对大量村庄的调查，只是“百村调查”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当然，后面的这些调查在方法上与我们的“百村调查”有一些相似的做法，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它们更强调问卷调查，就是对所有所选择的村庄，按照定量的方法，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除此之外的其他方法相对用的少一些，有的根本不用，只用一种方法，即问卷调查。

第三，“百村调查”采用混合型调查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多维度和多侧面以不同的方法来剖析、揭示一个村庄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运行逻辑和机制，从中提炼出有创意的理论观点和概念。混合型调查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胜过一种研究方法，更容易帮助调查者清晰地认识所调查的村庄，并获得更多样的调研资料和数据，来分析和探讨开始提出的研究问题。问卷调查侧重于了解村庄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从整体上把握村庄的状况；而深度访谈和小组座谈旨在深挖我们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可以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参与观察用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所听和所想，并对村民之间的交往和活动进行外部的观察，以探索人们的言行关系；人文生态方法和地图资源方法可以展示村庄资源配置与人口分布、社会结构的关系；等等。不同方法发挥了其自身的功能，又可以在人们认识村庄特性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起到相互弥补和支持的作用。

第四，引入历史比较研究，丰富村庄研究方法类型。村庄历史是“百村调查”的重要内容。所有村庄都有或长或短的历史，而且大部分村庄的历史都是很长的，有的长达上千年，是名副其实的古村落。而历史对村庄的今日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村庄今日的基础并明确了未来有可能发展的方向。首先，历史影响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相对而言，村庄历史越是久远，村民就越有自豪感，越认同自己的村庄；村庄在历史上出现的名人或者曾发生的重要事件，会影响村民的现实认知，也会成为村庄发展可利用的资源。很多村庄正在将自己的历史故事挖掘出来讲给外来的陌生人听，以增强对后者的吸引力，使他们对村庄更尊重。越接近现在的历史对村庄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历史比较研究增强了人们对村庄的历时认识，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构成了立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改变了原来对村庄的扁平认识，立体、多角度和动态地对村庄进行观照和认知。

“百村调查”的每部专著，确实都收集了很多的数据、资料和素材，并从多个层面呈现了村庄的历史性和丰富性，力图揭示村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有一些专著尝试进行概念凝练和创新，在调查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用一个新的概念将其串联并与现有的理论进行链接和讨论，确实提供了一些新的村庄知识，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认知价值。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地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一方面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强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论基础上还不够坚实，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和应用很不够，有的专著还是照搬“百县调查”的做法，采用简单的问卷调查，短时间的实地参观、访谈，凭借官方提供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将材料通过“一二三四五”等方式进行组织和撰写，没有从机制和因果关系上围绕学术问题展开探讨。这也是大规模集体研究所不可避免会存在的问题，因为参与者对课题的理解以及参与课题的动机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能力，因此不可能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按照总课题组的想法和设计开展调查研究。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发现有一些年轻的参与者从初期对“百村调查”的懵懂和粗浅的认识，在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以及广泛的资料阅读和思考之后，不论是写作水平、分析能力还是思考深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但撰写了不错的学术专著，而且还在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不错的论文。这就是陆学艺先生生前不断强调的，集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培养一批从事村庄研究的青年才俊，奠定社会科学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87，《江村经济》，戴可景译，中华书局。

黄进等，2022，《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界牌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学艺，2001，《内发的村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陆学艺，2022，《〈中国百村调查丛书〉总序》，载黄进等著《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界牌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