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远|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四个问题

从现实看，不少地区存在着“把乡村治理简单化限定为对乡村的治理”“把乡村治理单纯化为单独的治或者单独的理”“把乡村治理现代化当作现代治理体系在乡村的生搬硬套”“把乡村特色治理当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核心原则，我们必须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深刻认识并重新审视上述问题。

（一）必须重视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协同推进的问题

乡村治理与城市治理具有显著差异，但不能因其显著差异就忽视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在城乡中国时代，意味着在解决城市问题时离不开乡村、解决乡村问题时离不开城市，城市与乡村成为发展的共同体，日益体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趋势。^[1]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高度，必须看到信息、知识等要素高流动性所带来的城乡治理协同推进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2]当前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自媒体时代城乡治理相关信息的传播超越了时空界限、超越了原有治理手段，往往在政府和传统媒体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城市治理的模式创新和特色经验就已传播到乡村，而乡村治理的各级执行者尚未注意到这一情况及其可能产生的问题，容易导致乡村治理满意度与城市治理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形成治理效能的感知落差。

（二）必须重视依法而治和依人而理紧密结合的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推进的重要目标是社会的有序与和谐，而发掘、激活社会性实为社会治理目标达成之必由途径。^[3]也可以说，秩序是依法而治、和谐是依人而理，两者的协同推进就是在法治大框架下推进因地制宜治理。落实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态背景中，治理能力建设必然受制于“法”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衔接问题，只有两者有效衔接，才能够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然而，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法”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和“人”的现代化的持续性特征往往不适配，即“法”需要定期修订而“人”则是持续成长。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要求不同地区的“法”不能具有较大差异，这就导致依法而治和依人而理的结合很难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进而在个别地区极有可能出现“政策失灵”“制度空转”等现象。

（三）必须重视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有效衔接的问题

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遵循继承、创新、开放等理念，努力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乡村治理现代化亦是一个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的发展过程，涉及传统治理与现代治理的有效衔接问题，特别是传统治理中的“人”治、“情”治经验如何与现代治理的“法”治、“智”治相融合问题，以及传统治理中的“耐心”治理、“灵活”治理模式如何与现代治理的“高效”治理、“刚性”治理要求相结合的问题等，这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当前的治理需要和满足治理能力建设的未来需要之间的衔接问题。这方面如果衔接不畅，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对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四）必须重视特色治理与共同治理有机统一的问题

我国不同区域乡村情况差异巨大，要求乡村治理现代化走特色治理之路，摸索在地化的治理经验。然而我们的治理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满足于“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需要的，这又要求乡村治理现代化要奔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说特色治理与共同治理的有机衔接，同时构成一个模式选择和目标导向有机衔接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有的地区过于追求特色治理而忽视共同治理目标，在目标层面没有明确“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目标导向；有的地区则出现了“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目标导向找不到特色治理模式的情况。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影响各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效率提升。

[1] 陈文胜：《城与乡双向赋能》，《光明日报》2025年2月19日，第7版。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光明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2版。

[3] 田毅鹏：《找回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性”》，《社会建设》2025年第2期。

[4]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关系探析》，中工网，2023年2月13日，https：//www.workercn.cn/c/2023-02-13/7732213.shtml。

本文节选自赵光远：《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导向、多元共治与共同体思维》，载陈文胜主编《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

赵光远，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乡村治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