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友兴：从乡村性再思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理论

 现在全球面临的新问题是乡村性面临着一些变化和挑战。西欧、北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兴起乡村复兴与重构浪潮，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广泛经历着深刻的乡村社会变迁，“乡村”议题也重新成为全球发展视野中的关注焦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正面临着不同于传统形态的“新乡村”（new countryside）发展格局——现代化进程非但未能彻底消解乡村社会，反而促使传统村落以多样化适应路径回应现代化冲击，由此引发了学界的“乡村性论争”（rurality debate）。如何从乡村性再思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理论已经成为学术界最具困扰的议题之一。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又当如何建构其理论？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有不少论述，前者主要来自乡村建设派学者，后者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建树。前者的理念在于通过改造乡村社会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与之相对，后者虽未完全否定改良运动在乡村建设中的积极意义，但认为局部改良无法破解中国现代化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主张通过系统性生产关系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落后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重塑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架构与经济格局，乡村建设自此被纳入系统性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尽管存在改良与革命的路径分野，但两种乡村变革思路均将现代化作为驱动乡村转型的核心逻辑。

那么，现在应该是新乡村主义的时代。事实上，乡村将成为新一轮话语体系的对象，目前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及社会公众都非常关注“三农”问题，促使“三农”的概念范畴正从“发展”话语体系向政治话语体系转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当代新乡村主义思潮呈现多元理论建构路径，逐步形成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流派：第一个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乡村主义；第二个是民粹的新乡村主义；第三个是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

本文节选自郎友兴：《以乡村性再思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载陈文胜主编《乡村治理评论（2025年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

郎友兴，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