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 年经济蓝皮书春季号的序言中， 我曾扼要地总结过这套书的特点， 也是优点。那就是， 与其姊妹篇———秋季出版的经济蓝皮书相比， 她更注重理论性和学术性。并指出， 惟其如此， 才使她能够对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热点和重点问题做出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应该说， 这一特点正是目前中央大力倡导的求真务实精神的一种反映。 2003 年， 我国人均GDP 超过了1000 美元， 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 在“五个统筹” 中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 如何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 就成了本书编者和作者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借此机会， 我想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 随着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推进， 包括上述要求与任务在内的各项中央决策， 都凝聚了广大经济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而这些决策的落实， 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国是一个有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这是一个基本国情。在这样的国情下， 宏观经济， 不论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增长， 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不同的问题， 特别是，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双重转型时期， 就使得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更加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和发扬求真务实精神。只有这样，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为落实中央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需要准确地认识问题和把握问题，而所谓准确， 就是要抓住矛盾和问题的特殊性， 注意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 避免一般化。这在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中显得特别重要。原因是， 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适时适度。 当前的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 但问题也是明显的，因此在如何判断当前经济形势上， 特别是关于是否“过热”问题上存在争论。不论结论如何， 在认识方法上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 就是要结合我国的国情， 关注问题的特殊性，避免一般化。 目前， 有一种观点， 认为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所谓“局部过热” 的判断是一种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说法， 因为按照概念， “宏观” 指的就是总量。确实， 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 宏观经济分析就是以总量为对象的， 总量关系作为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指标也确实重要。但我国目前的事实是， 大量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譬如， 投资与消费的增长状况就是突出的一例。2003 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虽然高达26． 7%， 但农业和农村个人投资只分别增长了3． 9%和2． 5% 。另一方面， 与投资高速增长形成对照的是居民消费增长， 表征居民消费需求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 1% ， 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相差了近18 个百分点， 其中代表农民消费增长的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增长6． 8% 。就是在总量指标中， 也显示出一些不相协调的数字， 譬如， GDP 增长9． 1% 明显高于往年， 但是城镇居民4． 3%的登记失业率也创了新高。这种有冷有热的局面应该如何概括， 原因又是什么， 恐怕仅仅做一般性的总量分析是不够的， 而必须在概念和分析工具上做出更符合我国实际的创新。

刘国光

1923年11月23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6年毕业于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51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1955年毕业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务。1981～1982年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2～1993年11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3年11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1993～1998年3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教授。1988年被波兰科学院选为该院外国院士。2001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该院荣誉博士。2005年3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06年7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1年5月28日获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经济学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等。

王洛林

男，1938年6月出生，湖北武昌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世界经济、宏观经济和金融等。代表性作品有：《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主编）、《关于国有外贸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几个问题》（1995）、《日元贬值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1999）、《日本的通货紧缩性经济危机》（2000）、《日本金融考察报告》（2001）、《未来50年——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2002）、《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2003）等。

刘树成

1945年生。1962～1967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1967～1978年，先后在4595部队农场和山西省偏关县委、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78～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1989～199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德尔经济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作访问学者。 1985年8月～1998年9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10月至2008年1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专著：《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1989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1996年），《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2000年），《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繁荣与稳定II》（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60年——繁荣与稳定III》（2009年）等。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获俄罗斯康德拉季耶夫金奖（2007年）。

汪同三

湖北蕲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品牌中国战略规划院院长。先后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被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我国著名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专家。 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数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硕士学位。1986年至今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1987年再次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在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期间，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再次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经济模型，长期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宏观经济模型论述》（专著）、《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合译）、《大道理论与大道模型》（论文）、《对1991年、1992年的经济预测及分析》（论文）、《中国客观存在观经济坟量年度模型和分析》（论文）等。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突出贡献的博士毕业生”称号。参加写作和编审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模型》一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