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自2013年在全国范围展开后经过5年时间到2018年底已基本完成。本书在对粮食主产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研究认为，农地确权模式可划分为两大类5种模式并有区域异质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物化了土地相关权利。确权有利于促进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稳定农民预期、促进农地流转和增加农民收入等，但在总体上并未明显带来农地大规模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增长，短期内的耕种收入贡献度较低。确权也是城乡融合等相关制度的启动器和相关改革的加速器。从宏观定量分析看，确权在短期内对农业总产值有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化进程加快和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导致农户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降低，而对农业总产值、化肥使用与劳动力转移有明显溢出效应。从微观定量分析看，确权得到农民的高度认可，确权后农户家庭总收入与家庭人数、劳动力人数、户主受教育年限等显著正相关；农业收入与耕种面积和劳动力人数显著正相关；土地流转与家庭无地人数、户主受教育年限显著正相关。总体分析可知，农地确权有长期、短期效应不同步现象，某些效应有滞后性，耕地面积仍是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和农业收入的主导因素；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总收入仍取决于非技术性因素。从长远看，应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和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振兴要“插上科技的翅膀”。确权引发的纠纷和矛盾少而小，多为历史遗留问题。“确权是个好事儿”，但产生纠纷也是“把睡着的孩子唤醒”。

粮食主产区农地确权也有部分实践偏误，应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和农户层面分别创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确权模式优化逻辑可从主体（农民）、对象（土地）、关系（组织）、环境（条件）四大方面展开。确权模式优化路径为：改善环境条件，探寻模式优化框架；增强农民主体性，激发模式优化主动力；创新乡村治理，共谋模式优化策略；改良土地和综合利用农业资源，支撑农地确权模式优化增益；统筹保障粮食安全战略，强调模式优化目标。建议全面释放农地确权红利，促进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充分运用确权成果，持续提升农村合作金融、农村合作社发展绩效；提升农地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劳动者收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农业补贴应向土地最终使用者转移；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效果；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并保障农地信息共享；持续推进农地产权制度创新；鼓励农民的首创性，促进城乡要素市场平等融合和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不断创新集体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坚持“四个不能”底线，推进诸如“三权分置”改革有序实施，持续以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和农业技术发展，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持久稳定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万举

万举 经济学博士。现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区域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5项，主撰或参与完成近10项其他省部级课题。在《学术月刊》《农业经济问题》《改革》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已出版学术专著2部、参著参编6部。曾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