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总人口较上年减少了85万人。总人口达峰是中国人口形势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在人口转变阶段发生关键变化的时刻，需要从保持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可持续性的视角，认识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总人口在达峰后将小幅波动，“十四五”时期稳定在峰值平台期，人口平均每年减少50万左右，“十五五”时期年均减少约200万人。2020～2022年的疫情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初婚和生育的推迟，出生人口加速减少。女性与男性的受教育差距在缩小，但劳动力市场上和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没有显著改善。从宏观层面和家庭层面同时实现性别平等，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

从世界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践看，灵活的工作安排和休假制度是提振生育水平的成本—效益型措施，低价、优质、覆盖全面的托育服务是支持和推动育龄人群实现意愿生育水平不可或缺的力量，生育奖励等直接的转移支付类措施对提振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文化仍然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生育率下降是生育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中国须提供给人们充分选择婚育形式的空间，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生育文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要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抓住女性生育与劳动力市场发展冲突这一主要矛盾，优先选择既有利于生育又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是一举多得的政策。

人口达峰将影响技术进步方向、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中国人力资源规模将经历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大约在2040年“二次达峰”。人力资源数量对教育回报率十分敏感，也受到退休年龄的显著影响。人口达峰后的技术进步方向将转向以创新提高技术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消费率的提升。应推动企业突破现有的生产技术前沿，实现科技创新。进入“十五五”之后，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带来消费需求的下降，并且随人口负增长规模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人口负增长引发的服务消费需求减少规模最大，工业制成品和大宗商品次之。消费需求的减少还会导致投资需求下滑。

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付压力激增，生育养育等家庭支持政策的需求急切。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积极探索新的政策工具，对于应对人口达峰带来的问题至关重要。

蔡昉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五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劳动经济学会会长，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副理事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减贫等。著有《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中国经济增长展望：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成长的烦恼：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及应对》等等。近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人口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百人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都阳

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人口科学》与《劳动经济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在国内顶级和权威期刊、国际知名期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主持完成多项重大社会经济调查项目。2003年获第三届“胡绳青年学术奖（经济学）”一等奖，2016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