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亲和抑或因果？——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追问

一 问题的提出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文简称《新教》）中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时，使用了歌德小说中描述人际关系的“亲和力”概念作为建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复杂关系的工具。这一概念在文中不同语境下又被具体地分为两种，即“内在亲和力”（inner Verwandtschaft/ inner affinity）和“选择亲和性”（Wahlverwandtschaften/elective affinity）。如韦伯所说，《新教》的任务首先要“研究在某些宗教信仰形式和一种职业伦理之间的具体的‘选择亲和性’是否（以及以什么方式）清晰可见”^[1]。然而，虽然韦伯在书中明确说这种亲和力关系不是什么，即不能等同于因果决定论，并且一直试图通过复杂的论述呈现出“无数历史力量的格局”如何起作用，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和集中地为这种亲和性关系下一个定义。同时，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逻辑工具，对“亲和力”的理解是任何读者都无法绕开的步骤，而这一从小说中搬来的、未加以系统性阐释的“亲和力”概念似乎至多只能给读者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这为人们理解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增加了难度，也为后世人们对这一研究的批评埋下了隐患。这些批评大多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简化为一种因果决定论，或者质疑二者之间关系的客观有效性。^[2]除此以外，在《新教》各类英文译本中，不同译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概念的翻译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中外学界普遍认识到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于是展开了对选择性亲和关系的探索和阐释。一些学者通过将选择性亲和关系与因果律并置（acausal）来理解它：FitzGerald 和 Cook-Martín使用了选择性亲和概念来解释美国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政策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将选择性亲和阐释为一种“非决定性的、或然性的关系，以及包含着其相链接的选择的关系”^[3]。一些学者则强调选择亲和性所描述对象的相似性或趋同的趋势：如Gerth和Mills认为选择性亲和关系是一种一致性（coincidence）或趋同（convergence）的关系^[4]；Joppke提出选择性亲和本质上是一种结构的同源性（structuralhomology），具体来说是加尔文宗和资本主义精神共享的“对纪律和延迟满足的嗜好”^[5]。还有一些学者强调选择性亲和关系所描述的对象结合的倾向：例如，Werner Stark^[6]和Peter Berger^[7]认为选择性亲和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为对方创造条件、在历史中找到对方进而结合的交互关系。McKinnon认为选择性亲和是一种化学关系的隐喻，强调的是两种社会关系共同孕育新的社会-化合物，产生新的社会后果^[8]。但是其中大部分文献对选择性亲和概念都是较为简单地下了定义，而没有系统地梳理和论证，缺少对选择性亲和词源的追索而仅仅靠分析《新教》可能直接导致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偏差。

Richard Herbert Howe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梳理了选择性亲和这一概念的词源，他将选择性亲和置入庞大的德国语境之中，试图通过还原这一词语背后庞大的价值之网以分析其可能的意义。^[9]其中对比选择性亲和与康德的“亲和性”（Affinität）的关系十分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选择性亲和强调的是“行动者对可能行动的选择”^[10]，强调行动者的自由属性，这一点是韦伯对康德关于理性和自由观念的继承。然而有学者质疑康德的Affinität并不等于德语中的选择亲和性（Wahlverwandtschaften），贸然对比可能有误导之嫌。^[11]此外，Howe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科学，而仅仅囿于哲学和语言学之中。笔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选择性亲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含义，让选择性亲和概念真正显示出其对社会科学的启示，需要将这一概念置于与（在社会科学中更为常见的）因果关系的比较之中，置于韦伯自身作品的论证逻辑之中，置于韦伯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框架之中。

韦伯在其方法论著作中煞费苦心地提出一种不同于因果决定论的“具体性因果”关系，并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寻找因果关系。^[12]那么为何无论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的核心之中，还是在《经济与社会》的角角落落，总是存在着这么一个看似粗糙的、不严谨的、带着神秘甚至是浪漫主义色彩的概念？为什么韦伯不使用逻辑上更为常用的因果关系（非法则性的）或相关关系作为一种逻辑接洽工具，而要使用选择性亲和牺牲其作品的准确性，并且增加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