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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的缺失女性估计
三十年来的缺失女性估计
报告字数：7134字
报告页数：10页
摘要：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严格的父系、父权和从夫居家庭体系，使人们的生育行为存在男孩偏好和对女孩的歧视，这种歧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包括食物、卫生保健和教育等方面。当前，对女孩的歧视在人口学上的表现是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婴死亡水平，使得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Jiang et al.，2011）。为了度量性别失衡，Sen（1989，1990）提出了“缺失女性”的概念。比较一个实际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和另外一个在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性别中性死亡水平假设下的模型人口，如果实际人口的性别比超过了模型人口的性别比，那么为了匹配模型人口性别比而缺少的那部分女性人口，就可以看成是估计的“缺失女性”数量（Klasen & Wink，2002；Cai & Lavely，2003）。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偏高女孩死亡水平，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即在城镇地区实行一孩政策，农村大部分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允许再生育一个）（Gu et al.，2007）。中国传统上的生育观念是男孩偏好，在没有生育数量限制时，总可以通过多生来达到有男孩的目的。这样强制的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生育观念之间存在强烈的冲突，生育数量的规定与群众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使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也有大约25%的家庭没有男孩。当数量和性别不可兼得时，随着出生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人们就会求助于性别选择性流产，从而使得在生育数量的限定之下也能实现有男孩的目的。对于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性流产，法律是禁止的，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却广泛存在（Nie，2011）。局部地区的数据分析表明，大于25%的女胎以流产告终，而男胎被流产的比例只有1.6%（Chu，2001）。在那些严格控制生育的地区，生育水平低，但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由于在一胎和二胎之间的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而引起的（Ebenstein，2010）。除了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中国存在偏高的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Li & Sun，2003）。通常情况下，生物学因素是决定男女死亡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男性婴幼儿死亡水平高于女性婴幼儿的死亡水平。然而，我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10%，在高胎次的儿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达到了15%（Choe et al.，1995）。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溺弃女婴现象，其根源是传统的男孩偏好，但是与一孩政策又密切相关（Hesketh & Zhu，1997）。Coale和Banister（1994）根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在正常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分性别存活率条件下，中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不会高于1.02，但是1990年普查总人口性别比实际达到了1.07，女性明显缺失。女性缺失引起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导致男性“婚姻挤压”。过剩男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Hudson & den Boer，2004；Edlund et al.，2007；Ebenstein & Sharygin，2009；Das Gupta et al.，2012）。虽然有研究不同时期的女性缺失问题，如Coale 和 Banister（1994）对1990年以前的50年缺失女性比例的研究，Klasen 和 Wink（2002）使用普查数据对中国整个人口的缺失女性数量的研究，姜全保等（2005）使用中国前五次普查数据，对中国20世纪缺失女性的数量和比例作了估计，但是，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的缺失女性的估计，目前的研究还不多见。而且，当前引起中国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过剩男性问题，其过剩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缺失女性数量，而2010年普查数据的公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本章依据中国1982年以来的4次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及缺失女性数量和比例趋势。本章分成以下5个部分，首先介绍本章的研究方法，其次介绍所使用的数据，然后介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再次介绍1980～2010年中国缺失女性的数量估计，最后得出结论并进行讨论。
文章目录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第二节 数据收集与评价
- 第三节 缺失女性数据估计
- 第四节 结果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