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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大地震后灾区渔民社会的转型——基于对宫城县石卷市桃浦牡蛎生产者合同会社的人类学调查
日本“3·11”大地震后灾区渔民社会的转型——基于对宫城县石卷市桃浦牡蛎生产者合同会社的人类学调查
报告字数：8573字
报告页数：11页
摘要：笔者在梳理日本渔民社会文献时，发现日本学者目前关注的是日本沿岸渔村中的半农半渔村的基础构造、渔业秩序、渔业周期、兼业型渔业等问题，还没有学者研究“3·11”大地震以后的灾区渔民社会的变迁问题。笔者长期在日本做农业社会的变迁研究，大地震发生时正好在日本仙台，仙台地区是日本“3·11”大地震、海啸的重灾区。待地震平稳以后，笔者作为志愿者来到了宫城县石卷的沿海地区，目睹了地震、海啸对该地区的破坏。海边、陆地一片狼藉，渔民的渔船、海产品的加工厂房、渔民的渔具、房屋都遭到了严重破坏。面对这惨不忍睹的情景，渔民们悲痛欲绝，很多渔民动摇了继续从事渔业的信心。可以说，处于日本“3·11”大地震重灾区的福岛县、宫城县、岩手县，在此时迎来了社会发展特别是渔业发展的拐点。渔业的主体是渔民，渔民社会如何恢复发展，已成为该地区灾后重建的关键问题。此时，渔业生产亟待恢复，巨大的损失靠渔民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提出了“创造新的水产和新型的水产城市”的构想，其构想的核心就是在渔业重建中引进民间资本，把渔业权直接转让给引入资本的民间渔民公司。为了使民间资本顺利进入，他建议成立特区，对特区实行优惠政策，建立渔民与社会资本共同经营渔业的法人企业模式。为此，在宫城县石卷市桃浦港湾组建了牡蛎会社，成为宫城县知事渔业转型的一个实验特区。这个会社一成立，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从2011年的酝酿，到2013年3月的会社成立一周年，再到2015年10月会社已经营了几年以后，笔者先后几次去调研，发现了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地震、海啸、核泄漏给上述三县带来了社会变迁，证明了渔业社会就是风险社会。规避风险，不使社会失衡，“社会控制”的意义重大。社会控制就是社会通过各种机制或手段，对个人和集团的行为加以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有序的变迁。在现代社会，操纵社会变迁的权力机构采用的方法可以是组织的，也可以是文化的。其结果导致的是社会转型。“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的转型包括了经济转型（工业化）、社会转型（城市化）、政治转型（民主化）、文化转型（世俗化）、组织转型（科层制）和观念转型（理性化）。”日本社会的权力机构，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市町村的自治体。主导宫城县渔民社会转型、变迁的是地方政府。日本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地方政府既不完全代表国家，也不完全代表民意，但它有权推动本地社会变迁。所以，地方政府推行的改革路线是否成功，关系到其执政效果和地方社会的稳定。为此，宫城县政府慎重地只把桃浦渔村改为渔业会社，希望它能成为示范。宫城县政府此举是向传统的渔业社会进行挑战，传统渔业社会的维系靠的是渔协，宫城县政府的改革也是向渔协挑战。对这场博弈的结果，人们都在翘首以待。笔者关注其博弈的目的在于，首先桃浦会社的存在能否打破日本渔业社会长期形成的沿海渔业传统模式，其次是转型期渔民社会的发展是否能因此而得到转机。笔者研究日本渔业社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其发展模式中挖掘中国渔民社会可以借鉴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渔民社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到之后的个体经营为主的经济模式。现如今，渔民社会中的个体经营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社会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转型中遭到了挑战，中国渔民社会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日本渔民社会的转型无疑是有意义的。
文章目录
- 一 日本“3·11”大地震后宫城县传统渔业的变化
- 二 石卷市桃浦渔村的变迁
- 1.“3·11”大地震前的桃浦渔村
- 2.桃浦牡蛎生产者合同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