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兆霞：本土化研究的多维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是对理论工作者的嘱托和要求。

由孙兆霞老师带领、王春光老师指导的“中国百村调查”贵州课题组，20多年来一直扎根田野，立足国情，创新本土研究，并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

本期乡村研究数据库项目组请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孙兆霞老师代表课题组，分享课题组在最基层、最前沿的实践中，探索本土化研究路径，促进学科建设，参与地方发展的经验。

前瞻性行动：真理寓于最基层、最前沿的实践之中

2005年4月陆学艺先生在为《屯堡乡民社会》写的序中说：“继续深入到农村、城镇的基层中去调查、研究，去发掘、发现，去分析总结，就一定会有新的收获。真理往往是寓于最基层、最前沿的实践之中。”我们团队一直践行这一点，有一些前瞻性的行动，也不断有新的收获。

近些年，在政策规划、实践发展和学术研究中，县域越来越重要。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县域”一词出现了13次。早在2007年，陆老找到我和王春光老师，就谈到：村庄调查对中国来说不够了，要做县域调查。中国也到了要做社会建设发展规划的时候了，要马上转向，把社会建设作为县域研究的重中之重，将城乡结合起来。

这之后我们多方沟通，成立实验中心、申报课题、选题、选调研地点等。在阶段性向陆老汇报时，陆老说，听说武陵山扶贫规划（作者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要出来了，要以一个县从扶贫为切入口。陆老和钱理群老师见了一面，钱老跟我们讲：静下心来好好地做调查，农村太需要你们去调查了。几乎同时，时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也跟我们沟通，希望在武陵山调研。2011年6月，贵州省委统战部牵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专家20余人组织成立了“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课题组。此课题组于2012年4月又承担了贵州省重大问题研究课题“武陵山区（贵州）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在这两个课题的基础上，我们出版了一部著作，发表了文章，提交了对策报告。一方面提出了“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协同推进”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学术团队与政府部门密切协作，相关成果对政府部门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得到了省级以及中央级领导的肯定，从而奠定了团队从事扶贫研究的基本路径。

在党建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方面，我们的响应也非常快。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会议刚开完，“中国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会暨第五届中国百村调查研讨会”就以《贵州党建扶贫30年》为基础，开了专题论坛，这是国内非常早讨论党建扶贫的学术会议。而《贵州党建扶贫30年》在中国反贫困研究领域首次系统性地提出并阐发了“党建扶贫”这一概念，之后又在系列论著中不断拓展，将“党建扶贫”的内涵界定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组织力和跨越科层制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定点帮扶”“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等为载体，在村庄中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推动脱贫攻坚的扶贫工作体系。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刚提出，王春光老师就跟我说开一个关于乡村振兴的会。我们马上筹备了“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这些工作不仅具有前瞻性，还具有渗透性、覆盖面。会议背后是对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参会人员来自不同领域，熟悉政策和基层情况，有学术观照，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尤其对2013年之后的扶贫工作，在理论、政策和实践方面均有影响。比如2014年、2015年、2016年、2018年，我们策划并申报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分论坛。参会人员有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国务院参事、国内外从事反贫困研究及扶贫公益活动的知名专家学者、扶贫一线干部。我们还请到在兴义和毕节等地调研时所到村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不同领域不同经验的人在论坛上讨论中国反贫困和社会发展，互为启发、拓展视野。

本土化研究路径：贯穿扎根式研究和发展研究

如果根扎深了，理论基础扎实了，二者的穿梭，再有政策和发展目标的关照，对乡村研究的针对性和目标感、穿透力和活力就会自然形成。在此，扎根基层的行动研究就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在行动研究中深化对理论和政策的认识。更进一步，探讨国家意识形态与地方文化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路径，社会学中国化、人类学中国化。

团队核心成员毛刚强近20年来主要在西部农村地区从事发展行动研究，他曾在不同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担当重要角色，认识到以赋权为主要策略的西方社区发展实践模式，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乡村现实并不契合，希望通过行动研究探索具有“东方文化视角、南方国家立场、中国本土经验”特征的发展理论和工作模式。他以党领导下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为基本遵循，以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可持续为使命，以村庄共识、村庄团结和合作为社区工作主要策略，以自我认同、村庄（社区）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为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发展主要目标，以新机制探索为主要任务，开展行动研究。这些行动研究对于我们的政策研究在目标上和方法上都有助益，并进一步促进我们对基础研究的探索和建构。

如果来到屯堡社会，就能看到不同于西方的这套逻辑。我们团队从2000年开始开展屯堡的深度研究，一直持续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以扎根研究为方法，将发展的、行动的、建构的视角体悟和理念结合在一起，对那些激发社会自主性或压抑社会自主性，增进社会团结与合作或分化、瓦解社会的社会事象，进行深入观察和探讨，力图从实践逻辑的视角提炼出一般性的理论意义。

从对国家大的战略、整个区域的战略布局的深度认识来说，我们的研究也贯通了扎根式研究和发展研究的结合。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党建来促乡村振兴。2010年到2016年，我们就切入党建扶贫对中国扶贫的机制、路径的研究，调研村庄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新的扶贫案例，比如独龙江、玉龙、湟中、治多等地的扶贫工作，提出扎根的党建扶贫的概念，也就是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农村扶贫，一定要深深地扎根于村庄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

学科建设和地方发展：从学术出发，参与乡村建设

我们对个案的研究绝非止步于个案本身，希望对学科发展有所促进，能够化入社区人们的自觉行为之中，促进当地的发展。钱理群老师在2005年安顺屯堡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说，“（他们）从学术出发，但最后又内在地需要走出学术，直接参与到乡村（九溪）的改造和建设实际工作中来，这既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的现实化，又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屯堡研究的学术史较早。1902年鸟居龙藏从文化群落的角度研究屯堡人；1952年费孝通带着工作团到贵州做民族识别；1983年开始贵州做少数民族“六山六水”调查时把屯堡也一并调查，有一些专题的调查报告，等等。

2002年，王春光老师等在《浙江学刊》上发表《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之后屯堡研究的专著、论文不断发表，相关国家课题甚至重大课题已经有十几二十个了，培养了很多人。中国明史学会还成立了屯堡研究分会。一直到现在，在地方性的知识体系方面，屯堡成为继徽学、敦煌学之后的又一个新的亮点。

屯堡研究既推动了学科建设，形成了特色学科方向、培养了学科团队、推动了一系列学术项目、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以及研究方法与范式，也推动了屯堡地区的文化自觉，为旅游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和城乡互动、城镇研究等奠定很好的基础。从2001年起，我们团队就以“学术介入者”的身份，应他们自发产生的村庄发展组织九溪旅游协会的请求，为九溪村“社区发展行动”提供智力支持、为村际公路提质修建寻求政策支持的机会、为民间自发发展组织精英与村支两委共同参与公益性的村庄治理现代化培训提供参与条件等。团队还积极参与了屯堡农业系统成功申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正在努力推动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前，团队在地方文化研究、区域史研究、社会史研究、口述史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以及乡村振兴研究等多个领域对屯堡开展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