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吉原村的新农村建设事件为研究背景，以乡村振兴过程中民众对于土地的道德情感这一微观的文化崇拜心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些“关系/事件”的重要相关人物进行深度访谈，讨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土地崇拜及文化心态的变化问题。同时，揭示吉原村新农村建设在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宅基地置换、农村公共事务处理等方面的发展现状、成效经验及能力不足。

近年来，陕西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不断探索数字技术与农村基层党建、基层协商民主、基层政务服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多元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全面推动全省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依然存在乡村数字治理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技术底座有待筑牢、人才队伍有待建强、效能有待提升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陕西乡村治理现代化工作高质量发展，应以数字技术赋能，在体制机制建设、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平台技术架构优化、城乡数字资源整合、试点示范引领作用增强等方面进行创新性突破。

教育公平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动力，县域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县域基础教育普惠均衡优质是促进教育公平的着力点。浙江省P县和T县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的实践表明，高收费的民办学校多，更易导致择校热；如果不解决留守儿童和偏远农村儿童读幼儿园和小学的难题，很难普惠均衡；高考政策和中考政策对县域基础教育实现均衡优质有重大影响。要促进县域教育公平，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都必须立足于普及普惠，学前教育和小学低年级更应注重普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更应注重均衡，高中教育更应注重优质；改革考试制度，推动民办教育普惠化。

本文从公共服务体系的制度内涵和重要特征出发，结合当前中国家庭在生育养育方面的现实需求及其满足状况，剖析制约生育需求满足的主要问题与困难，并探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研究发现，现阶段，育龄人群中未满足的生育意愿在相当范围内普遍存在，并未随生育年龄的推移而消失，这为公共服务传递了重要的需求信号。生育养育作为人口再生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的公共价值已远超家庭收益，具备鲜明的社会属性。为此，建立生育养育公共服务体系须以满足与生育养育相关的公共需求为根本目的，为全体居民提供完备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一过程中须突出政府的主体性地位和公共责任，并通过完善体制机制调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切实推动公共政策的落实。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整理、保护传承陕西优秀乡土文化基因，将之融入陕西乡村文化建设，有助于增强陕西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近年来，陕西通过大力挖掘和整合乡村民俗、民间戏剧、手工艺、乡规民约等优秀文化资源，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还需要从理念更新、制度设计、融入方式创新、宣传推广、人才建设等方面，继续探索传统乡村文化融入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本文一方面揭示民间精英在传承与弘扬文化传统、组织与动员乡村文化资源、协调与缓和人际关系、连接国家与地方关系、促成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等方面的中介地位；另一方面则通过民间精英这一维度，发现乡村文化建设的普遍逻辑以及其在促进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及能力不足。

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关系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质量。当前，农民工主要在第三产业就业，月平均工资水平近年来稳中有升，但相比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仍存在较大差距，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且二者工资差距不断拉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更少、小时工资水平更高、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找寻工作。采用劳动定额法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具有较大潜力，到2035年农民工转移潜力将在12421万～15269万人，到2050年农民工转移潜力将在6904万～7994万人。放宽农村劳动力的年龄限制约束，到2035年农民工转移潜力将在16933万～19885万人，到2050年农民工转移潜力将在8158万～10990万人。基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网络大数据分析，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存在的问题以薪酬诉求为主（如工资拖欠），劳动权益诉求近年来逐步得到了改善。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政策层面要从全方位保障农民工依法获得薪酬、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和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就业培训服务体系等维度加快构建包容性就业政策体系。

本文总结本书主要结论，并基于本书的实证结论，结合目前关爱留守儿童的政策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书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为《社会化小农视角下土地流转实践中农户的抉择行为分析》一文的评审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