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民国时期八旗土地的遗存与影响。由于《清室优待条件》的保护，直隶旗地形态在民国时期得以延续，乡间社会保留了八旗旗租与国家田赋两套缴纳系统。1925年，为解决旗地问题，增加财政收入，民国政府开始推动旗地清厘工作。此项举措催发了新一轮黑地的产生，为数甚多的旗地转变为黑地。同时，依附于旗地的庄头、催头、佃户等，因与旗地的密切关系，获得较为优厚的土地，即便在清厘旗地之后，仍能作为地方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民国时期，直隶乡村社会的旗地与旗人，改头换面继续留存在直隶乡间，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的新势力。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支撑，党的领导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证。岚皋县石门镇针对镇域内服务资源分散、治理力量单一、党员队伍结构失衡等突出问题，以党建为引领，以“心连心·一家亲”基层党建品牌培育为抓手，推动基层治理模式深刻改变。通过政务服务机制重构，推行首接负责制、拓展多元服务渠道、构建监督闭环，实现“碎片服务”向“系统施策”转变；组建“心连心”志愿服务队，整合多元主体力量，以专业化、精准化服务构建共治格局；创新“悦学习·跃青春”培养模式，通过靶向培训、结对帮带、实战锤炼提升干部履职能力。石门镇形成了党建引领聚合力、政务创新惠民生、志愿联动激活力、干部赋能强保障的治理体系，其经验为同类山区乡镇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重要借鉴。

本文对整个课题的研究发现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提炼，着重于三个重点方面。第一，非就业收入的多样性问题。本研究将非就业收入划分为三类，分别为财政性转移收入、市场性非就业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社会性非就业收入，其中每类收入内部也有不同的属性，由此也显现了它们各自具有的不同社会影响，尤其是对就业意愿和就业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二，非就业收入对就业意愿和就业行为的影响问题。本研究表明，非就业收入总体上还没有对农村居民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行为产生消极影响，更没有出现所谓的“福利依赖”和“福利陷阱”问题；相反，非就业

家庭农场以家庭作为经营单位，是党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反复实践形成的农业经营方式之一，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破解“大国小农”困境、实现农民增收致富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陕西是农业大省，近年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为重要抓手，建立健全政策体系。陕西家庭农场数量持续增长，质量逐步提升，管理日趋规范，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带动越来越多的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增收致富。当前，家庭农场的培育发展正处于关键期，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专业人才匮乏、土地流转难、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陕西应进一步加快政策细化、落地，加大对家庭农场培育发展的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强化服务指导，提升家庭农场发展质量；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优化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形成农户、农场主梯次发展格局；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有效降低经营家庭农场的风险。

本人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自己也当过农民，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去，对农村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当然，如黑格尔所言，熟知的并不一定是理解的。本文就民间信仰和乡村治理谈几点浅见。

村庄是我国乡村社会的基础，承载着我国通过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重任。本文探讨了梅花村近年来党建引领村庄精英创新乡村治理、推进村庄跨越式发展的案例。从党建引领、打造村庄发展桥头堡，内生激励、激发村民主体积极性，改革赋能、释放乡村发展原动力，农旅融合、三次产业齐助农民增收等多层面解读了梅花村的成功密码。基于“国家—村庄精英—社会”框架分析了梅花村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其一，党建引领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保障；其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村庄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力量；其三，产业融合是村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其四，群众参与是乡村治理的源头活水。

常态性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普遍现象，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落后地区向先发展地区流动以及城市之间的流动等，背后是人们对就业创业、生活富裕以及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人口流动是一个国家脱贫致富和发展的表现。当然，不同国家对待人口流动会有不同的态度，同时，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体现在其采取的人口流动政策上。就中国而言，1949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政策经历了从收紧、限制到逐渐放开、自由流动的过程，人口流动规模呈现阶段波动演进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人口流动是实现农民多元化就业、提升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主动脱贫增收的重要机制。相较于国外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中国人口流动有其特殊性，深受户籍制度的影响，由此呈现一些差异化特性和效应。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是人口流动的相关概念、人口流动的理论与发展、中国人口流动的阶段演进与影响因素、人口流动与农民脱贫。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快速发展时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民族村落的留守儿童因其地域性、民族性和乡村性面临结构性挑战。本文以云南文山K民族村落的留守儿童服务实践为例，从专业化服务视角出发，分析了K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发现其面临学前教育入园率低、情感支持不足、欺凌问题突出、网络风险意识缺乏、父母监护缺位和隔代养育普遍等系统性困境。溯源其形成与发展历程，发现K村并非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发挥本土优势、争取外部资源、引入社工力量、创新服务形式和发展内生服务等方式保障留守儿童权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村落本土服务模式。

农村电商已经成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和新质生产力。但是，农户面对这一新事物的表现和反应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化特征。本文借助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葡萄电商农户的实地访谈资料，以理性小农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农户电商参与决策多阶段的现实驱动机制，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描述了农户电商参与各阶段的演化和最终的退出机制，清晰地刻画农户在现实生活中电商参与决策的全路径。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政府应当对具有电商参与意愿的农户提供社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加强电商发展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降低农户电商参与的交易成本，进而帮助传统农户成功“触电”，完成渠道转换，实现销售路径突破。